議題導讀
《固若磐石 2.0：台灣與拖延性嚇阻》提出強化台灣嚇阻力的新方案；以及當嚇阻失敗，如何爭取時間並繼續捍衛領土。《固若磐石 2.0》的構想受游擊戰啓發，重點在防止解放軍控制台灣周圍空域及海域，並強調拖延、韌性及欺敵等能力。作者對於作戰概念及軍隊結構調整，也提出具體建議。
以下內容來自華府智庫「戰略與預算評估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CSBA) 於 2014 年所出版的專論（閱讀原文：連結）。
CSBA 是一個獨立無黨派的政策研究機構，旨在促進關於國家安全戰略和投資選項的創新思維和辯論。戰略和預算評估中心的分析側重於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當前和新出現的相關重要議題，其目標是使決策者能夠就戰略、安全政策和資源分配等問題做出明智的決定。
感謝 CSBA 授權翻譯及轉載。本文所有權利歸 CSBA 所有。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的經濟規模，在2000年至2012年間成長超過四倍，中國官方公布的國防預算增長更迅速，從2002年的200億美金，增長至2013年的1,200億美金。同時，美國國防部（DoD）預估中國在2013年的軍事支出高達1,450億美金。相較之下，台灣（或中華民國）2013年的國防開支僅108億美金，兩岸軍隊資源差距將近14比1，即使台灣大幅提高國防預算，也無法扭轉中國在過去二十年中所累積下來的優勢。的確，台北與北京的傳統軍力差距非常懸殊，在可見的未來預估也會繼續以這個速度拉大差距，導致台灣無法再期望能在任何形式的對稱戰爭中獲得優勢。台灣當然可以獲益於大幅且持續增加的國防支出，但即便有這樣的政治決心，台灣也已經過了可以靠「花錢」走出當前安全困境的時間點了。
過去十年間，面對日益惡化的兩岸軍事平衡，台灣當局領導人強調不對稱作戰戰術與戰力，稱作「固若磐石」（Hard ROC）防衛策略。然而，儘管「固若磐石」策略提倡加強不對稱作戰方法，但台灣當前軍事現代化計劃，在相當程度上，仍舊以對稱作戰為主，訴求新型戰鬥機、海軍水面戰艦與大型潛水艇，並維持高度機械化的地面部隊。一個國家的國防戰略要能可行，其軍事戰略應該與整體政治目標緊密結合。按照這樣的情況，台灣防衛策略背後的宏觀戰略目標，應是遏止中國任何提早以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念頭，並向北京當局展現，任何跨海軍事作戰將可能造成的巨大成本，不論是時間、人員傷亡或資源消耗。若以這些指標來檢視台灣目前的國防策略，我們發現有數項缺失，其中最重要的是，台灣所處的安全環境正經歷劇烈變動，但台灣戰力與作戰概念缺乏足夠的不對稱性。
儘管台灣情勢嚴峻，要說敗局已定仍然言之過早。中國日益重視先發制人的能力，並能夠在小範圍、高強度戰爭中快速取得優勢，而面對這樣的敵人，時間已成為台灣目前唯一最珍貴的戰略資源。因此，台灣國防戰略的核心，應是獲得並維持能力來延長任何和中國所發生的衝突。這份報告《固若磐石 2.0》（以下簡稱《Hard ROC 2.0》）提供台灣一項新的防衛作法，加強台灣的軍事嚇阻能力，而且一旦嚇阻失效，台灣有能力捍衛領土。這份報告強調虛擬，而非實體的消耗，著重的作戰方法源自游擊隊，而且重視延遲、韌性、偷襲與欺敵。
《Hard ROC 2.0》的主要目標是在戰爭發生時，阻礙人民解放軍取得控制台灣周邊領空與海域的能力。如果中國解放軍發動戰爭，他們的優先目標極可能是獲取制空權與制海權，以便進行後續對台攻擊或封鎖、摧毀台灣當局的政治決心，或為後續入侵製造更多有利條件。因此，在延遲中國入侵與延長任何衝突上，至關重要的是，台灣軍隊戰力在面對攻擊時具有韌性，而且對於解放軍的海、空作戰，能產生確實可信的威脅。戰略要有效，中華民國軍隊並不需要全面拒止中國在台灣週遭海域及領空的的海空作戰行動，所以戰略有效的門檻相當低：中華民國國軍只要對企圖初步控制台灣領空與領海的解放軍海空部隊，構成確實可信且持久的威脅即可。
只要台灣保有（或看起來保有）能力，能夠摧毀中國成功入侵台灣所需的一大部分海陸兩棲船艦，以及／或是空中運輸機，這就足以降低中國發動入侵的可能性。因此，台灣應該採用類似於「游擊戰(guerre de course)」的海上拒止戰略，並在空中以非傳統空中防衛作為配合與保衛，類似北越在越戰期間對抗美國的策略。利用這種方式，可以爭取到關鍵時間，讓外國勢力得以介入，並喚起民眾對持久戰的意識，而這件事本身就能構成對中國侵台的嚇阻。若中國解放軍成功登陸，中華民國陸軍應準備好島嶼的分層防禦，其目標在於造成共軍隨著時間不斷累積的大幅消耗，藉此提高解放軍撤離的可能性。這些陸、海、空行動，還需搭配台灣更積極的投入打贏「隱形戰爭」，這包括網絡戰、電子戰、情報與反情報，以及心理作戰。以下將討論《Hard ROC 2.0》的各項核心要素。
《Hard ROC 2.0》的第一項關鍵要素，建立海上拒止「游擊隊」，構成對中國海軍持久且確實可信的威脅。台灣要取得軍事勝利，實際上並不需完全控制周邊海域，而僅需識別並成功攻擊一大部分中國來襲或企圖封鎖台灣的艦隊。為此，台灣應更加重視微型潛艇、陸基海岸防衛、以及攻擊性水雷。與其購置八艘大型的絕氣推進（AIP）潛艇，對台灣更具軍事效率的替代方案是爭取一個共42艘微型潛艇的艦隊，這些潛艇的排水量（約120噸），與近來北韓與伊朗所配備的潛艇相近。微型潛艇艦隊所需人力相當於八艘絕氣推進潛艇，但更容易由台灣自製，且所需成本大幅降低。微型潛艇除了可以直接攻擊敵人水面潛艇，並誘使解放軍海軍為反潛作戰投入不成比例的艦隊，台灣的微型潛艇艦隊還可做為海上情報、監視與偵查（ISR）預警機，為地面反艦飛彈（ASCM）陣地，提供關鍵預警及目標數據。中國犯台艦隊可能包含約32艘兩棲運輸船和60艘海軍護航艦艇的戰力，要對這樣的犯台艦隊構成威脅，中華民國國軍只需配備超過1,200枚反艦飛彈。這些飛彈可存放在具有路上機動能力的四發式發射器上面，這些發射器的外觀看起來就像卡車運送著標準型20英尺的貨櫃。這些飛彈能四散混雜在全台商務貨櫃與卡車之中，若中國試圖進行目標定位與壓制，將會是場噩夢。《Hard ROC 2.0》海上拒止戰略的第三部分，是強調佈雷的重要性。預先在台灣海峽及靠近中國港口水域，放置小型且致命的無人水底載具與／或智慧型地雷，將讓中國海軍的攻擊計畫更加複雜，更難獲取海峽控制權與封鎖台灣港口。若將雷區放置於台灣海峽繁忙的淺水海域，或靠近中國海軍的主要港口，這將迫使中國海軍進行耗時的反地雷行動，因而減緩中國海軍入侵的速度，或阻礙中國強制封鎖台灣的行動。在預算的部分，增加42艘微型潛艇、1,200枚反艦飛彈和發射器，以及購置大量水雷，這些費用比起目前台灣計畫增加8艘絕氣推進（AIP）潛艇的預算，還少了15億美元，而且能提供台灣更強大的海上拒止能力。
防空游擊隊是《Hard ROC 2.0》的第二個要素，配合海上拒止游擊隊的行動。台灣應該強調多面向作法，結合移動防空與大量偽裝、隱蔽和誘騙（CCD）措施。這會迫使解放軍展開耗費時間和資源的行動，以制止中華民國的空中防禦，並同時大幅損害解放軍情報、監視、偵查（ISR）和戰損評估（BDA）工作。若解放軍試圖封鎖或入侵台灣，它一定會在作戰行動初期就試圖癱瘓台灣海上拒止能力。要抑制台灣的海上拒止能力，包括台灣的微型潛艇、反艦飛彈發射器以及情報、監視、偵查（ISR）干擾措施，中國將需要投入相當大反潛戰力，並加上持續、持久的空中監控和打擊行動，才能找到並瓦解移動式的反艦飛彈發射器。解放軍必須要有先導的空中和導彈行動，才能有效制止中華民國空中防禦，如果沒有的話，人民解放軍的飛機和/或無人駕駛飛行器（UAV）就無法在反艦飛彈的可能發射區內進行巡邏。因此，針對人民解放軍的持續監控與打擊行動，中華民國空中防禦所構成的可信威脅越持久，中國軍隊要摧毀反艦飛彈所需要的時間就越長。
與其花費數十億美元重組中華民國戰鬥機機隊，台灣應該加緊努力，建立一個高度分散式、具韌性的陸基防空系統網絡。台灣空中防禦背後的主要目標不應該是要摧毀每一架入侵的人民解放軍飛機，而是要對解放軍空軍造成實體與虛擬的消耗，並盡可能延長作戰存活時間。台灣的陸基防空網絡可以用相對較低的成本大幅擴張。2006年至2011年間，台灣尋求從美國購買66架新型F-16C / D戰機，估計耗資近60億美元。美國政府尚未批准該軍售，但台灣現在進展中的是約145架F-16A / B的大型升級計畫，總價37億美元。根據《詹氏報告》，這次升級包括主動電子掃描陣列（AESA）雷達，嵌入式GPS /慣性導航系統、新型電子戰管理系統、新型或升級的電子對抗發射器、戰術數據鏈終端設備、升級瞄準發射器、聯合頭盔式提示系統、夜視鏡、AIM-9X 響尾蛇導彈、進階敵我識別技術（IFF）、Have Glass II雷達和紅外線訊號降低技術。
此外，這波軍售計畫還討論到升級現有F-16A / B機隊引擎，以回復改裝所導致重量和阻力增加的性能損失，可能耗資7億至10億美元。假設F-16C / D購買的一半資源可用來升級引擎和其他防空相關系統，那麼多出來的23億美元就可以用在資助其他防空能力。另外，相較於原本計劃購置絕氣推進（AIP）潛艇，採用以反艦飛彈為中心的海上拒止概念所節省的15億美元，相加起來，會有高達38億美元用來投資額外的防空系統，這比台灣過去十年來提出的整體軍事現代化開支水平，還少了約30億美元。
按照這項總額，台灣可購入超過1,800枚改進型海麻雀（ESSM級）防空導彈，作戰射程約27海哩（nm），與近50輛全地形車。理論上，這些車輛可用20英尺貨櫃運輸多達12顆攔截器（防空彈），包括對空射擊管制和感測器，支援分佈式接戰行動。人民解放軍主要仰賴被動式紅外搜索和追蹤感測器，要找到並摧毀這些高度機動的飛彈發射器，會是耗時且複雜的任務。採用這種防空網絡的作戰原則應是長期生存，藉以「再戰一天」，而不是在衝突開始就設法造成最大傷害。1965年至1968年「滾雷行動」期間，美國轟炸機飛過北越領空，每89架美國轟炸機當中，北越軍隊只發射一枚地對空導彈（SAM）。然而，這策略卻足以導致美國將用於支援任務的轟炸機架次比例從約20％增加到約40％。採用類似方法，中華民國地面防空系統可以迫使解放軍將其一大部分戰鬥機轉而用以壓制台灣的防空系統，並隨著時間延長造成最大損失。
結合此分佈式移動防空網絡，台灣應擴大投入偽裝、隱蔽和誘騙（CCD），目標放在維持制空能力，作法是在電磁頻譜上製造大量具吸引力的「假目標」，干擾解放軍感測器，包括能夠欺騙光學感測器和紅外線感測器的高傳真誘餌、先進干擾器、防空通訊與雷達發射器誘餌。這些設備都需要以符合實際狀況的方式在適當時間點移動且發出訊號（如果需要的話），藉以在持續數週或數月的作戰行動中維持有效。誘餌和欺騙作戰行動具相當潛力，能迫使解放軍進一步在假目標或先前受損的目標上消耗軍械、感測器時間和飛機出動架次。如何讓受遭破壞的機場看起來仍在運行中可能也特別受用。若機場仍有作戰飛機且顯示有恢復運行狀態的跡象，就很容易成為再度攻擊的優先目標。作法上可以用帆布或塑膠防水布覆蓋彈坑，讓彈坑看起來像剛修補的混凝土，並部署高度逼真的誘餌飛機。
台灣陸軍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利用海岸防衛反艦飛彈陣地，攔截中國兩棲部隊。然而，如果這些攔截行動失效，中華民國陸軍就要擔負重任，成為台灣最後一道防線。台灣具挑戰難度的沿海地形和嚴密防禦的海灘，對解放軍部隊構成嚴重威脅，因為解放軍並沒有在戰時強制入侵作戰的經驗，例如兩棲和空降攻擊。沿台灣最大的一些海灘佈署水雷和地雷可對中國軍隊造成嚴重傷害，而自製研發的榴彈砲卡車和卡車裝載的多發射火箭系統（MLRS）也可派往共軍登陸海灘，提供炮火支援。
然而如果中國軍隊成功建立灘頭陣地，中華民國陸軍可以實施「費邊戰法」（拖延迂迴戰）防禦戰略，延遲並騷擾中國軍隊、破壞重要交通基礎設施，減緩共軍向台北推進的速度。台灣地面部隊可以融入島內城市和山區，對解放軍佔領軍進行「千刀萬剮 」作戰。這會更強調混合型作戰、民防和高度分散的自主作戰，透過小型戰術地面部隊，在無通訊能力的環境下，繼續不規律抵抗行動。這種費邊作戰的終極目標：提高入侵的代價、爭取國際介入的時間、並最後迫使北京撤軍或修正目標，讓中國認為若試圖佔領且平定台灣，將極度地曠日延時且痛苦無比。透過在所有主要城市秘密地組建鄰里民兵、預先安置小型武器、爆炸物和導彈火箭、火砲、迫擊砲和導彈（G-RAMM），台灣可以為長期游擊戰奠定基礎。為了增強台灣民防的凝聚力和有效性，應在後備軍中安置小型的陸軍傳統部隊，專門從事城市和山區作戰，協調破壞和抵抗作戰行動，並維持士氣。後備和專業軍力應該混合在一起，而不是各自作戰行動。這意味著中華民國陸軍作戰規劃上的觀念轉變，不再以裝甲編隊的高端武器對稱地面作戰為主，轉而強調更多短距離、不對稱的都市作戰。
在過去幾年中，美國一直在討論擾亂解放軍戰鬥網絡的潛在好處和風險，其戰鬥網絡包括情報、監視、偵查（ISR）、指揮和控制、資訊處理、通訊和戰損評估系統。對於美國而言，涉及代價一定很高，因為此類攻擊可能需要直接針對中國採取襲擊或其他行動。有鑑於利益不對稱，中國比美國面臨更大的利益風險，有些人認為這可能會讓中國有誘因拉高衝突，甚至升級到核戰程度。但台灣的情況則不一樣。面對與中國的戰爭是台灣的生存直接受到威脅，因此台灣沒有理由在破壞或欺騙解放軍戰鬥網絡上有所保留克制，特別是為了支持台灣更廣泛的海空拒止行動。這些行動可能涉及動能和非動能手段，以及非傳統式攻擊。網絡攻擊能力可大幅複雜化解放軍計劃，並可能迫使解放軍放緩作戰速度。甚至只是擁有破壞戰鬥網絡能力本身，也可能阻礙解放軍在發起敵對行動前達到訊息優勢的企圖，並撼動中國作戰規劃人士對其迅速戰勝台灣能力的整體信心。最後，有可能對中國構成嚇阻威脅並提高其代價的最可行戰略之一，就是中華民國破壞解放軍網絡並採取攻擊性網路戰的能力。
《Hard ROC 2.0》所建議的措施，在財政上是務實的，也因此可以在台灣公開承諾的國防投資範圍內進行。這些措施代表著面對解放軍日益增長的傳統軍事優勢下，建立真正的不對稱反擊。如果能一致地落實所有措施，中國一旦試圖透過武力改變現狀，相較於現況，中國將付出更高的代價並花費更久的時間，從而強化了台灣的嚇阻力。此外，不同於許多台灣目前計劃中的採購，《Hard ROC 2.0》所提及的系統更具不對稱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自製，從而減少台灣軍備對美國的依賴。這種防禦性質的採購也更能獲得華盛頓支持，且較不會引起北京的過度反應。本報告中概述的許多概念和系統對該地區的許多國家（包括越南、菲律賓和印尼）都非常具吸引力，因為這些國家與中國存在領土爭端，和台灣一樣面臨中國迅速軍事現代化導致的挑戰。台灣若能成功落實這些概念，台灣將成為這地區更具吸引力的安全夥伴。最後但同樣重要的是，採用這種從根本改變的防禦戰略，會對華盛頓和台灣的人民傳達強而有力的訊息，即中華民國依然堅定地致力於自我保衛。
維持台灣海峽兩岸穩定，長期以來深受美國關注。過去，美國政策制定者認為台灣海峽是個危險的引爆點，情勢有可能會迅速增溫成為美國與中國之間的武裝衝突。然而今天，美國在印太地區所面臨的挑戰更加分散，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轉向了似乎更加不穩定的東海與南海領土爭端。在此同時，台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經濟和政治關係明顯改善，華盛頓和台北的許多觀察家都認為兩岸衝突可能性越來越遙遠。也因此，許多當前關於亞洲軍事戰略的討論，都逐漸將台灣議題視為次要。
然而，儘管兩岸關係的氛圍有所改善，衝突的本質並沒有改變。北京仍然拒絕放棄使用武力作為統一的手段，而中國穩健、有計劃地建置對準台灣的飛彈與空軍資產，更讓我們持續對這個事實嚴厲警惕。與此同時，一系列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台灣人仍然拒絕統一。雖然雙方的官方立場維持不變，但兩岸軍事平衡已顯然轉而對中國有利。中華民國的軍力過去仰賴質量優勢與地理上的分隔，來抵消中國軍隊的人數。但在過去十年中，台灣已經失去了這些長期優勢。中國軍費支出20年來每年以兩位數成長，導致北京傳統軍力遠遠超過台灣，人們越來越擔心台灣可能無法承受中國對其領土的大規模攻擊，對於在美軍進行介入前，中國就完成武力併吞一事，更是憂心忡忡。
除了兩岸軍事平衡迅速惡化外，美國是否有能力迅速協防台灣也遭受質疑。中國持續投資反介入和區域拒止（A2 / AD）能力，也增加美軍和前進部署基地的脆弱性，大幅提高了美國介入的潛在風險和成本。這些新的弱點，再加上目前美國財政困境及中東地區長期延宕的戰爭，加劇了呼籲放棄台灣的聲音，特別是在學術界。 的確，對越來越多的觀察家而言，美國對台灣的承諾既是危險的戰略負擔，也是改善中美關係的首要障礙。
遺憾的是，台北對其自身防衛看似矛盾不清的態度只會加劇人們對中華民國傳統嚇阻可行性的擔憂，並加劇美國對於棄台的爭論。儘管台灣國防部在最近官方文件中，對軍事平衡快速惡化所帶來的挑戰表達清楚的理解，但馬英九總統和執政的國民黨都系統性地強調“軟實力”多於“硬”軍事嚇阻，並著重經濟措施，而非合宜的國防投資。 因此，台灣的國防預算持續穩定下降，在2013年創新低點，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1%，遠低於馬總統在競選連任期間所承諾的3%。
2013年10月，台灣公佈最新的年度國防報告，提出了警示性的預測。該報告估計，到了2020年，北京增強的作戰能力，將讓北京有可能成功攻佔台灣。 雖然台灣國防部戰略規劃司司長將2020年的時間表描述為「粗略估計」，但該報告對日益嚴重的軍事失衡表達嚴重關切，並得出結論：在「巨額投資國防」並「積極實施國防現代化」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能力封鎖台灣並佔領我們的離島。」僅在這份報告發布前的幾個月，美國國防部也發佈類似的悲觀評估，說明如下：
台灣歷來仰賴多重軍事因素，藉以嚇阻人民解放軍的侵略：中國人民解放軍無法橫跨100英里的台灣海峽投射足夠軍力、台灣軍方的技術優勢以及島嶼防禦的地緣優勢。而中國日益現代化的武器和載台（超過1,100枚彈道導彈、反艦導彈計劃、艦艇和潛艇、戰機及強化的管資通情監偵（C4ISR）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抵銷了上述許多優勢。
這些預測背後的悲觀情緒凸顯了本報告蘊含的問題：能否有效地防衛台灣；如果能夠的話，台灣如何在維持政治現狀下，更有效地嚇阻中國的脅迫和侵略？
本報告的第一章分析了台灣當前面臨的的軍事形勢，並特別評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岸軍事戰略，該戰略著重的能力是迅速壓制台灣軍隊、防止第三方即時有效地介入防衛台灣。
第二章評估台灣對解放軍所造成重大挑戰的戰略回應。它概述了台灣目前「固若磐石（Hard ROC）」戰略概要，重新強調自立自主、韌性和深度攔截。第二章末評估中華民國戰略和組織改革的適足性，並詳細說明其缺失。
第三章探討台灣如何強化防禦。該章建議，儘管軍事領導人有野心，但台灣目前的防禦戰略仍然過於傳統、缺乏不對稱性。北京和台北之間的軍事差距已經產生巨大鴻溝，且預計將繼續呈指數擴張，這導致台灣目前的軍事戰略及所預測的部隊發展進程，有可能在短短幾年內就失去作戰可行性。因此，台北應轉而採取更積極的策略手段—《Hard ROC 2.0》—這將放棄進一步採購昂貴高端的空中和海軍水面作戰載台。相反地，《Hard ROC 2.0》呼籲將台灣有限的預算資源聚焦在建置一個更具成本效益、且廣泛分佈的地面防空網絡，並結合同樣分散式、非傳統的陸基和水下海上拒止能力。為了壓制這種反介入和區域拒止網絡，解放軍將被迫投入更多的導彈和空軍資源，在更長期延宕的衝突中對解放軍造成沉重代價，並讓解放軍聯合行動更加複雜困難。的確，一旦發生衝突，中華民國的最終目標應該是阻止北京完全佔領台灣島的的空域和海域、不規律地反擊任何解放軍的佔領處，而且最重要的，為第三方介入爭取時間。
2014年2月，台灣和中國官員六十多年來首次正式會面。美國和國外觀察家認為這次會議是兩岸關係回暖的清楚跡象。同時，即便北京與台北的關係明顯改善，中國在海上與日本和菲律賓等國家日益緊張的關係，引發美國政策制定者的關注，以及對風險增高的廣泛擔憂。 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的未來及防禦鮮少被提及，在當前亞洲安全穩定的討論中，也只是偶爾提到台灣的民主政體。
這項智識討論上的忽略，構成了美國戰略上的潛在危險盲點。的確，正因為台灣獨特的地理位置及台灣在解放軍軍事規劃中持續成為重點的地位，不論是現在或將來，台灣都持續具有重大戰略意義。此外，儘管兩岸關係表面有所改善，但中國似乎沒有放棄透過武力手段解決爭端。中國人民解放軍持續將軍事資產瞄準台灣，就是不斷提醒人們這個事實。在此同時，台灣人民繼續反對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統一，並繼續強力堅持不受中國脅迫或侵略的自由。
過去十年來，面對軍事平衡迅速惡化，台北的國安人士要維護這份自由並不容易。面對中國軍力日益增長與美國提供高端軍備意願下降的雙重挑戰，台灣的作戰規劃者已經著手進行防禦戰略進行的概念調整，優先強調不對稱戰術、同時強調韌性和自力自主。本報告支持這項準則調整下的一些要素，但也也指出了目前實施過程中的各項缺失，並主張要採取更具經濟永續性、徹底不對稱的戰略作法。《Hard ROC 2.0》了解解放軍突襲的可能性低於脅迫性的空中和導彈行動、網路攻擊或海上封鎖，藉以瓦解台灣的政治決心或準備後續入侵。有鑑於此，中華民國的主要目標應該是拒止解放軍部隊在台灣領海與領空的作戰能力，並擾亂或延遲任何共軍在台灣領土上駐軍佔領的企圖。面對中國軍事和技術實力迅速持續增長，若台灣希望能保有實現這些目標的能力，台灣的國安人士必須對其作戰概念和軍隊結構，進行深入深刻而廣泛的調整。
毫無疑問地，台北迫切需要增加國防支出並重新調整支出優先順序。相較於中國20年來每年兩位數成長的國防支出，台灣的國防現代化仍投資不足。 雖然台灣的政治領導者確立了國防預算佔國民生產毛額3％的底線，但實際國防支出仍遠低於該標準。若缺乏對防禦台灣更堅定的承諾，台灣的政治領導人就可能難以說服日益分歧的華府要完全維持目前的安全承諾。
然而，僅僅增加資源並不足以解決台灣日益嚴重的國防挑戰。事實上，這份報告認為台北唯有本質上改變國軍的作戰概念及國防採購性質，才有希望嚇阻中國的侵略。有鑑於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傳統軍事迅速加劇的失衡，台灣國防計劃者的主要優先工作應該是提高中國軍事行動所要付出的人力和實體代價，特別是讓中國籠罩在持久戰的擔憂中。中國領導者對持久戰戒慎恐懼，也極力試圖避免外部力量介入，在這樣的情況下，台灣爭取時間的能力至關重要。
現在中國與較小鄰國的關係日益呈現軍事不對稱，這讓台灣的困境有可能成為一個戰略寓言，從中汲取的教訓具高度參考性。這份報告認為台灣應建立一種21世紀示範性的反介入網絡：多向度、高韌性、高度分佈式的網絡，且不同領域的行動能相互加乘。這份報告所提出的可能作戰概念是從游擊戰中汲取靈感，試圖對敵軍構成虛擬、心理和實質上的耗損。考慮到台灣日益增長的資源限制，《Hard ROC 2.0》試圖為這樣的反介入架構提供第一版藍圖，更具成本效益，也更能因應中國軍事崛起帶來的挑戰。本報告呼籲要逐步減少對高端傳統載台的投資，並進而呼籲台灣軍隊內部的重大文化轉變。然而，若能成功轉型發展出以拖延為核心的嚇阻戰略，並運用不對稱能力，台灣將有機會提升其作為鄰國安全夥伴的地位，因為許多鄰國也面臨類似挑戰，需要因應迅速增長的中國軍力。
海岸防衛、非正規地面部隊、微型潛艇、誘餌飛機與網路攻擊和電子戰能力總體看起來，可能不如傳統戰鬥機、艦艇和坦克來得優越。然而，若能明智審慎地運用這項系統，將更有效地拒止解放軍使用台灣的領空和周圍海域。增加對這些能力的投資，不僅應被視為解決日益惡化軍事失衡的一種途徑，而且也可作為清楚向華盛頓和台灣人民傳達信號的手段，表達中華民國仍然堅定地致力於自我保衛。
此報告於 2014 年底出版時…
吉姆．湯馬斯 (Jim Thomas) 是 CSBA 的副總裁兼研究主任，負責監督該中心的研究項目並指導戰略與預算研究人員。此前，他曾擔任國防部資源和計劃的副助理部長助理兼代理國防部戰略副助理部長。在威廉瑪麗學院獲得高等學士榮譽、維吉尼亞大學獲得碩士學位，以及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之碩士學位。
約翰．斯迪利 (John Stillion) 是 CSBA 的高級研究員。在加入CSBA 之前，斯迪利博士是諾斯羅普格魯曼分析中心的資深分析師。他也在蘭德公司工作過，曾為美國空軍軍官，擔任領航教官和戰術飛行員。斯迪利博士擁有帕地蘭德研究生院的公共政策分析博士及碩士學位、史丹福大學政治學碩士學位，以及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的政治學學士學位。
伊斯坎德爾．盧克羅曼 (Iskander Rehman) 是 CSBA 的研究員。在加入 CSBA 之前，是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核政策項目的斯坦頓研究員。他畢業於巴黎政治學院 (Sciences Po)，獲得政治學和理論碩士學位，以及比較政治學碩士學位。目前正在完成巴黎政治學院博士學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