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國的情報滲透，我們該做些什麼？

吳斯懷極有可能成為立法委員。他與中共政權的關係，引起社會對國家機密保護的關切。總統昨天也表達，「未來行政與立法部門要討論是不是必須強化法律，並檢視機密資訊有無因為體制不足被濫用與流出」。

我們的國安威脅不只來自吳斯懷。中國政府透過各種方式積極接觸台灣官員，企圖不當地介入台灣的內政，或竊取我們的情報。就在上週，鄭紹明、鄭智文父子就因為幫中共官員引介軍中人員而被起訴。

中國政府對我國機密的掌握是長期以來的顧慮。2011年開放自由行後，首五年就有至少52件共諜案移送檢調單位。而這只是中國對台情報滲透的冰山一角。早在2009至2010年，熟悉我國防空部署的謝嘉康上校和他的家人，就至少三度接受中共官員的免費旅遊招待，並在國外與中國官員見面；2017年，已升為少將的謝嘉康因另案才被調查；偵辦過程中，謝嘉康的證詞與他太太的說法不符，被檢方判定不足以採信（很不幸地，依照目前的法規，證人若對公務機關不實陳述，並不違法）；最後，因缺乏洩密證據，2018年確定不起訴謝少將。

司法是事後的工具

謝嘉康的案例顯示，現行法規與組織分工無法有效保護國家機密。即使是公務員，收取中國官方的資金其實不違反國安法，洩漏機密的證據又難以取得，無法依此定罪。多數被起訴的共諜案，是用「為敵發展組織」作為防線，起訴和定罪的依據是當事人為中國官員引介其他下線。但是，就連推動加重「為敵發展組織」刑責的法案，在立法院都遭受某些政黨的反對。

即使掌握確切洩密證據，司法也只能在事後將洩密者起訴、判刑，無法修復機密外洩對國家安全造成的損害。因此，我們必須建立另外一套可以事先控制風險的「接密權限的安全制度」。

控制洩密風險的安全防護網

什麼是「接密權限的安全制度」？這在國外稱為「security clearance」，就是將「國家機密」以及「涉密權限」明確分級，並由專業人員負責事前審核、定期的背景查核與權限更新，以降低國家機密外洩的風險。重要的是，所有接觸同等級機密的人員，不分政府機關、部會或國防廠商，都使用相同的權限審查標準。

接密人員必須要申報工作記錄、財務狀況、人際交往情形等資訊。透過這些訊息，以及深入的訪談，才可能評估申請人的誠實度、可信任度與判斷力，以及他被外國政府影響、誘惑或威脅的風險。舉例而言：如果收入與消費習慣不符，就可能發覺未申報的收入來源或接受招待；高負債者比較可能受到金錢的誘惑；經常出入不良場所的人比較容易被留下證據威脅。

從謝嘉康的案例來看，當知道他多次出國，帳戶裡的存款卻沒有減少；或者他沒有確實申報旅遊過程當中遇到中國軍方人士，就可以暫停他接觸國家機密的權限，以避免重要軍事情資外流。

另一個案例是羅賢哲少將：羅少將進行性交易被中國特務拍照要脅，因此前後五次將台灣重要軍事情資交付中國，與中國情治人員的接觸時間長達七年；在接密權限制度下，將自己置身於會被威脅的犯罪情境，儘管沒有洩漏國家機密的證據，就足以暫停他的接密權限。

民主體制下的安全與反情報工作

目前，除了軍事單位之外，各政府機關內並沒有專責的安全部門，負責防範其他國家對我們政府的情報滲透。過去，「保密防諜」的工作由人事室第二辦公室（簡稱人二）負責，但在威權政府的統治之下成為當局監控政治思想的工具。台灣民主化之後，人二在1992年改制為政風單位，主要負責肅貪；然而，由於「保密防諜」在歷史上的陰影，我們一直沒有建立起機關內「安全官」的制度，來好好地保護政府的機密。

除了相對靜態的「安全防護」，政府也需要更積極的「反情報」工作：去反制其他政府在我國進行的情報活動。但是，目前情治部門的績效重點放在執法（辦案），一旦進入偵查階段，就難以進行反情報工作。因此，我們必須重新重視這些「檯面下」工作的重要性，才能夠讓情治單位有更多能量維護國家安全。

保衛台灣是全民的共識。政府必須積極與社會溝通、重新取得信任與授權，在民主體制下建立健全的國安體系。

歷史的包袱讓我們必須更加謹慎地對待政府的「安全與反情報」工作；但是，面對中國越來越嚴重的滲透行為，為國家機密築起防護網，同樣刻不容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