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題導讀
本文取自美國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2019 年的《中國軍事力量》（閱讀原文：連結）。
中國軍事目標是建立一支強大、具作戰效益的部隊，可在區域衝突中取勝，亦能妥善運用整合、即時的指管網路。支援此戰略的軍事準則革新，也與解放軍的改革同時進行。例如解放軍於 2017 年開始實施的修訂版軍事訓練規定，就把重點放在訓練的逼真程度，以符合現代化的作戰情況和聯合作戰的準備。
中國將其軍事戰略描述為一種「積極防禦」的概念，有戰略守勢兼具作戰攻勢的特色。該戰略的基礎在於，一旦北京確定對手已經破壞或意圖在戰略層面損害中國利益，即使對手尚未進行攻擊性的軍事行動，北京也能合理在戰役或戰術層面上作出「防禦性」反應。北京把「積極防禦」所包含的任務內容，解釋為解決衝突和在衝突當中掌握主動權，並也把這些概念正式納入中國國家安全法 (2015) 和解放軍的主要戰略文件當中。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解放軍成立90週年的閱兵式演說中，進一步強調中國絕不會進行「侵略擴張」，但也絕不會容許「中國任何一塊領土」分裂出去。
在與日本處理釣魚台的問題上，中國所採取的手段也部分體現了這種概念。日本在 2012 年向私人收購釣魚臺之後，北京認定日本此舉對中國主權已構成嚴重的侵害，此後便積極運用軍事和執法單位的途徑來挑戰日本政府對該島的管治權。雖然解放軍尚未在該島周邊向日本防衛部隊發動攻擊，但若北京認為日本方面進一步升級爭端，該「積極防禦」構想便能給予北京合理的攻擊理由。
解放軍經常使用「資訊化」（信息化）一詞，來描述軍隊因應數位時代來臨所進行的轉變過程。在許多有關解放軍的書面資料中都非常強調這種概念，大致類似美軍以網路為中心的能力：能運用先進資訊技術和通訊系統，取得對敵作戰優勢的能力。解放軍使用「信息化戰爭」一詞，來描述衝突發生時在陸地、海洋、空中、太空、網路和電磁頻譜領域來獲取、傳輸、處理和使用資訊，以進行聯合軍事行動。解放軍明文強調了近即時共享戰場覺知的優勢，可藉以達成快速、統一的戰力發揮，掌握戰術機會。
在 2015 年，中國領導階層調整了解放軍的作戰型態指導，指示解放軍要能打贏「資訊化局部戰爭」，並特別強調「海上軍事鬥爭」。解放軍戰略文件也強調了空中攻勢作戰、長程機動作戰、以及太空和網路作戰的日益重要。換句話說，中國預期未來面臨的戰爭將是境外作戰與海域衝突。中國在其最近更新的「軍事戰略方針」中加入了這一點，該文件為中國領導人用以定義概念、評估威脅，並設定計畫、部隊態勢和現代化等優先事項的最高指導文件。
解放軍認為，在現今以海上活動為重點的數位時代作戰中，「資訊」是其關鍵推動因素；因此，中國對情報、監視和偵察設備、部隊結構，以及處理所有作戰領域資訊的通用網路開發和擴散，投入了大量資金。這些領域包括指揮管制、全面性支援、多維防護、聯合火力打擊和戰場機動。
目前這場軍事改革之關鍵驅動因素，便是北京意欲提升解放軍在現代、高科技戰場中開展聯戰作為的能力。在這場軍事改革開始之前，中國都沒有永久性的聯合指管機制。事實上，平時各部隊的作戰指揮權由各軍種司令部掌握，戰時的聯合作戰作為，則由以往陸軍為主的各大軍區負責；當然目前尚未真正實行過戰時機制。這種架構對解放軍其實並不實用，因為他們必須在短時間內從軍種導向的平時架構，轉變為可隨時投入作戰的聯戰架構。中共高層看到了這個缺陷，習近平也曾在 2013 年指出「聯合作戰指揮體制是重中之重，建立健全軍委聯合作戰指揮機構和戰區聯合作戰指揮體制，要有緊迫感，不能久拖不決。」
因此，自 2015 年以來，國家和地區級軍事改革的核心要素，便集中在改進解放軍的指管架構、建立一個聯合作戰指揮系統，由中央軍委會向戰區指揮部發佈決策權，再直至作戰單位。改革計畫之目標，是在中央軍委會下建立兩條清楚的權力系統，就是授權軍種高層管理部隊問題，同時賦予戰區司令部遂行作戰指揮之權力，而這些權責在過去並沒有明確的界定。這種新架構與以前中國軍事指管不同的地方，在於作戰指管的持久性，消除了必須建立臨時戰時司令部的需要；理論上而言，這套系統可讓中國迅速過渡到戰爭狀態。一位代表解放軍的中國國防部發言人表示，這場軍事改革在尋求改善「領導管理體制和聯合作戰指揮體制」，以讓解放軍具備在現代衝突中取勝的部隊架構。
解放軍軍事責任區已從過去的七大軍區，轉變為現行的五大「戰區」（或聯戰司令部）。這種結構符合北京的「戰略指導」，也就是解放軍必須做好在中國週遭戰略重要地理區投入作戰的準備。
解放軍全新聯合指管體系的基礎，建立在其國家、戰區級的聯戰指揮中心 (JOCC) 上，這些中心的參謀由各軍種人員擔任。國家聯戰指揮中心 (CMC JOCC) 負責協調五大戰區司令部之戰力，以遂行解放軍之戰略目標。戰區級 JOCC 則負責責任區內之所有任務，包括執行全天候之警戒功能、維持戰況覺知、管理聯合演訓，並提供戰區司令與軍種各級單位指揮官以及部隊間之通訊樞紐。
在解放軍進行軍事改革期間，中央軍委會解編了聯合參謀部的前身「總參謀部」，並改組為一系列的中央軍委會下屬部門。據中國國防部規劃，聯合參謀部 (JSD) 負責作戰計畫、指管支援，並研擬戰略與需求；50 之前總參謀部的動員管理、訓練和人事行政等功能，則委由其他部門負責，因此中央軍委會聯合參謀部的架構，將可望使作戰規畫更為順暢及有效率。據稱，聯合參謀部將擁有更多來自各軍種的參謀，可望加強聯合作戰計劃和執行。
「貫徹新形勢下軍事戰略方針，必須緊緊圍繞實現中國共產黨在新形勢下的強軍目標，以國家核心安全需求為導向，著眼建設資訊化軍隊、打贏資訊化戰爭，全面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努力構建中國特色現代軍事力量體系，不斷提高軍隊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能力。」
－摘自 2015 年 5 月《中國的軍事戰略》
中國持續高度重視解放軍指揮、管制、通信、電腦、情報、監視和偵察（C4ISR）系統的現代化，以因應現代戰爭趨勢中強調快速決策、資訊共享和處理的重要性。解放軍正設法改善其技術能力和組織架構，以便使用日益精密的武器，在各種距離範圍的戰場指揮複雜的聯合作戰。
要改善固定式或機動指揮所的決策速度與效能，又要同時兼顧安全與可靠的通信，C4ISR 系統的技術改進是不可或缺的。解放軍目前正在將「整合式指揮平台」這種先進的自動化指揮系統配發到全軍的下級單位。這種整合式指揮平台的應用，可在聯合作戰中滿足跨軍種通訊的需求。
解放軍導入的這種新技術，可透過強大的通訊網路和備援系統，分享情報、戰場資訊、後勤資訊、天氣狀況等資訊，俾利指揮官增進戰場狀況覺知。尤其這套系統可以近即時的向戰場指揮官提供情、監、偵 (ISR) 資料，協助指揮官決策流程，讓作戰更有效率。
這些技術改良的運用，大大提升了解放軍的靈活性與反應能力。資訊化的作戰，讓指揮決策的下達或勞力密集的執行程序不再需要面對面的會議才能達成。指揮官可在移動時向多單位同時下達命令，各單位也可以透過使用數位化資料庫和指揮自動化工具來迅速調整其行動。
這些革新和現代化努力的本質，一部分類似歐美的聯合指管架構，即作戰指揮官依據單位在各軍種所受的訓練和裝備形式來制定兵力組成方式。永久性指管架構的建立，把更多心力放在海、空軍，以及專用的戰略支援部隊；這些戰略支援部隊負責電戰、太空作戰及網路作戰，體現了解放軍可更有效執行聯合作戰的新興戰力。
即使解放軍能力已提升，部隊作戰領域也開始遠離中國大陸，北京仍持續強調其所謂之「重要戰略機遇期」，也就是能在追尋發展的目標下，避免大規模衝突。為達成此目的，北京進行了一種特別的對外交涉手段；這種手段透過各種精密計算的活動，試圖在強化中國影響力的同時，也不致引發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產生警戒；對美國及其同盟國、夥伴，或亞太地區其他國家也不會造成挑釁，導致兵戎相見，或出現反中國的勢力。在中國主張南海、東海的領土與領海主權時，便可看到這種手法。中國主要運用海上執法船艦向其他宣稱主權的國家施壓，並限制其接近中國佔領之島嶼，海軍船艦則主要扮演防衛的角色。中國透過對南沙群島爭議區大規模填土和建設展示來自身能力，在不發生軍事衝突的前提下將意志轉化為實際行動，強化了中國對爭議地區的控制，提高中國勢力的存在，也挑戰著其他在該區域宣稱主權的國家。
中國對其保護海外利益之重視與關切，逐漸使解放軍勢力跨越其國境與鄰近地區。中共海軍不斷發展之焦點，從近海防禦逐漸轉變為近海防禦與遠海防衛之混合，都反映了中國意圖拓展更廣泛的作戰範圍。自 2009 年起，解放軍逐步擴大全球活動，超出以往僅限於入港與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之範圍。中共海軍擴大了海軍遠距部署、參與軍事演習和接觸交流的廣度與頻率。
解放軍在吉布地所建立的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伴隨著陸戰隊和相關裝備的部署，以及未來在其他地區可能設立的基地，都標誌著解放軍欲開始經略印度洋等更廣泛區域的轉折點。這些基地，以及解放軍在未來十年所改善的武力投射能力，都將提升中國的軍事嚇阻力量與境外作戰的持續戰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