議題導讀
中國的科技巨頭在世界上扮演怎樣的角色？中國共產黨可能影響中國科技公司嗎？又如何影響？這又和中國人民和非中國人民有何干？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精闢的報告深入淺出回應了這些問題，並提供已在世界各角落發生的實例。
本報告刊登於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 網站（閱讀原文：連結）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成立於 2001 年，是一個獨立、無黨派色彩的智庫。其核心目標是為澳洲政府提供有關澳洲國防、安全和戰略政策選擇的思考方向。ASPI 負責向大眾宣傳一系列戰略議題，為政府與國際提供治理策略的新思維模式。
感謝 ASPI 授權翻譯及轉載。本文所有權利歸 ASPI 所有。
中國的科技公司在世界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和活躍。它們在許多不同的領域都做出重要貢獻，不管是在尖端科技的研究，或者是增加發展中國家的連結性方面皆然。不過，這些企業日益增加的影響力，也帶來一連串在國家戰略上的考量要點。這些企業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密切關係引發了人們的擔憂，尤其關於這些企業是否可能成為中國共產黨用來推進其戰略與地緣政治利益的重要工具。
中國共產黨毫不掩飾其輸出全球網路策略的意圖。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的官員很強調關於制定控制措施的必要性：「讓黨的主張始終成為網絡空間最強音」。{Sarah Cook, ‘China’s cyber superpower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internet freedom implications, and US responses’, written testimony to House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 Freedom House, 28 September 2018, online; Kania et al., ‘China’s strategic thinking on building power in cyberspace: a top party journal’s timely explanation translated’.|註 1}這包括加強阿里巴巴、騰訊、百度，以及華為等網路科技公司的全球影響力，並「推動我國治網主張成為國際共識」。
有鑑於中共所明確指出的目標，以及根據報導所示，在中國的網路與科技公司內，中共黨委會成員在商業部門裡所佔的比例是最高的。 {Emily Feng, ‘Chinese tech groups display closer ties with Communist party’, Financial Times, 11 October 2017, online; Zhang Li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eeds to curtail its presence in private business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5 November 2018, online; 〈我國互聯網企業湧動黨建潮〉，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8年3月26日，線上版。|註 2}綜合來看，這些科技公司很明顯的並非單純的商業取向行為者。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 (ASPI) 的國際網路政策研究中心創立了一個公共資料庫，描繪追縱中國 12 家主要科技公司在全球的擴張軌跡。這麼做的目的是希望顯示出有關中國科技巨頭的成長，並凸顯出這樣的擴張在政治和地緣戰略上對其他國家帶來的兩難困境。這資料庫將是記者、研究人員、政策制定者和任何人都可使用的工具，可以用來了解中國科技公司在全球的巨大影響力。數據的收集當然不可避免地會有所缺漏，我們邀請感興趣的使用者，經由網路平台遞交新的資訊，幫助使資料庫更加完整。
中國的資訊科技與電信公司不管在技術創新以及規模方面都是世界上最大的之一。他們在市場上的競爭力相當高，且往往都是該領域研發上的佼佼者。這些公司為數億人口，尤其是位在發展中國家的人，帶來了當代科技發展下的許多好處。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與擴張，中國的科技巨頭對世界各地企業與政府發揮著越來越大的影響力。然而，中國企業與中國共產黨之間的密切關係，意味著中國科技巨頭的擴張，不單單僅是商業上的目的而已。
一個關鍵的研究問題：這樣的擴張對地緣政治、政治與人權狀況的影響是什麼？我們的報告主旨即是經由追縱與描繪中國 12 家最大、最具影響力、且涉及到各領域的科技公司是如何在全世界的擴張，並提供新的數據與分析，來協助回答這些問題。
所有的中國企業都受到中國越來越嚴格的安全、情報、反間諜與網路安全法規的規範。{Samantha Hoffman, Elsa Kania, ‘Huawei and the ambiguity of China’s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espionage laws’, The Strategist, 13 September 2018, online.|註 3}舉例來說，《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中國共產黨章程》，2017 年 10 月 24 日修訂與通過，線上版。|註 4}凡三位以上之正式黨員 ，即須成立黨的支部組織（黨章第 49 條）。而《公司法》則要求企業需參與黨的活動（公司法第 19 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線上版。|註 5}以及支持並配合情報工作（國家情報法第 6 與第 9 條）。 {Hoffman & Kania, ‘Huawei and the ambiguity of China’s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espionage laws’.|註 6}
本研究中包括的幾家公司也直接參與了中國的侵犯人權行為，包括據報在新疆拘留了多達 150 萬維吾爾族穆斯林。{Chris Buckley, Amy Qin, ‘Muslim detention camps are like “boarding schools,” Chinese official says’, New York Times, 12 March 2019, online; Fergus Ryan, Danielle Cave, Nathan Ruser, Mapping Xinjiang’s ‘re-education’ camps, ASPI, Canberra, 1 November 2018, online.|註 7}從通信監控到面部識別，這些技術可實現精確和普遍的監控，而這些先進的技術通常來自這些科技巨頭，而且這樣的監控網絡已經讓許多公民越來越無可選擇與無可逃避地置身於中共所創造的全面監控系統底下。
自 2015 年以來，中國每年都在全球的年度網路自由指數排名中墊底。{China: not free: 88/100’, Freedom on the net 2018, Freedom House, Washington DC, 2018, online.}註 8}中國共產黨毫不掩飾其輸出「網際網路與資訊主權」{Jun Mai, ‘Xi Jinping renews “cyber sovereignty” call at China’s top meeting of internet mind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 December 2017, online.|註 9}以及網路審查{Josh Rogin, ‘White House calls China’s threats to airlines “Orwellian nonsense”’, Washington Post, 5 May 2018, online (paywall).|註 10}概念至世界各地的企圖。{Samantha Hoffman, Social credit: technology-enhanced authoritarian control with global consequences, ASPI, Canberra, 28 June 2018, online.|註 11}本研究也顯示，中國企業在協助監視與提供複雜的公共安全機制方面發揮顯著作用，並向許多破壞法治、面臨治理問題的專制政府，以及面臨「維穩」挑戰的發展中國家，提供技術與相關專業知識，協助其穩固政權。
在進行本研究時，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的國際網路政策中心（ICPC）使用的資料包括中、英文開放性資訊，追蹤這 12 家企業的國際業務與投資。這十二家中國科技公司名單如下：華為、中興、騰訊、百度、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阿里巴巴、中國移動、中國電信、中國聯通、藥明康德、海康威視與華大基因。
本研究已建立了一個線上資料庫，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的國際網路政策中心（ICPC）已經將該資料庫上網公開並可由民眾自由使用。雖然這個資料庫內容包含了 1,700 多個項目與 17,000 多筆資料，但也並非完全詳盡。我們鼓勵社會大眾協助我們，讓這些資料收集能更完整，並經由網站傳送相關數據。
在整個 2018 年中，澳洲戰略政策研究中心的國際網路政策中心（ICPC）經常收到來自媒體或相關單位的問題，詢問關於中國科技公司在全球的活動，例如：「華為在特定地區的營運情形，百度搜尋引擎或者微信在中國以外的使用有多廣泛？」
要回答這些問題的難度頗高，因為缺乏公開的量化或質化資料，許多公司在關於資料使用、隱私權、言論審查制度各方面的相關資訊很難找。而在可以取得的資料方面，又是分布在不同的來源，缺少統整。同時，研究者需要相當程度的中文能力，對現有的資料進行深入分析，了解中國國家機構的貸款與資金結構，以及去尋找那些經由網路存檔服務所留下的資料，即使網頁已被變更或刪除。
讓中國科技巨頭的行為透明化的另一個困難性在於：中國媒體正受到中共越來越多的控制，而所發表的調查性報導的也很少，這嚴重限制了現有的資訊來源。以美國為對照，美國的網際網路科技公司，特別是臉書（Facebook）的全球擴張與影響力，在過去的幾年中受到了極大的關注與公眾監督。多數的監督來自於獨立媒體、學術界與民間社會。而在中國的科技與社交媒體企業上，往往缺乏類似的監督機制。
中國大型科技公司的能力、能夠觸及的範圍及影響力，以及獨特的黨國環境，各項因素都形塑了他們在全球的行為，而且這些各方面的性質都和其他跨國的大型科技公司非常不同。
本研究專案主旨在於：
為了彌補這段空白，國際網路政策研究中心（ICPC）致力於打造一個全球的互動資料庫，以提供決策者、學者、記者、政府官員與其他有興趣讀者，關於中國科技巨頭更全面的樣貌。
由於研究上的限制，要完全呈現所有中國科技公司是不可能的，因此國際網路政策研究中心（ICPC）選擇了來自中國各地最具代表性的，涵蓋電信、科技、網際網路與生物科技等 12 家公司：
阿里巴巴
百度
華大基金
中國電子科技集團公司（中國電科）
中國移動
中國電信
中國聯通
海康威視（中國電科的子公司）
華為
騰訊
藥明康德
中興通訊
本資料庫將在 2019 年持續更新。本研究仰賴中英文的開放資訊，包括企業網站、公司資訊、招標、媒體報告、資料庫以及其他公共資源。
由於這些企業的規模、複雜性以及擴張的速度，代表著這一些數據將不可避免地有所缺漏。因此，我們鼓勵研究人員、記者、專家以及社會大眾，經由網路平台提供相關數據，共同協助製作，隨著時間的累積，將使資料庫更加完整。
中共的影響與滲透能力已在過去十年內大幅度伸入私人企業。2006 年時，設於私人企業內的黨組織支部共有 178,000 個。{Wu Jiao, ‘Party membership up in private firms’, China Daily, 17 July 2007, online.|註12}到了 2016 年，黨支部的數量遽增七倍，達到約 130 萬個。 {Michael Martina, ‘Exclusive: In China, the party’s push for influence inside foreign firms stirs fears’, Reuters, 24 August 2017, online.|註13}今日，無論公司的領導階層或職員是否願意，幾乎在所有的私營與國有企業都可以見到中共黨的身影。透過中共的解釋，「企業社會責任」{君虹，〈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演變〉，《紅旗手稿》，2019年3月9日，線上版。|註14}的概念已被「高度政治化」，與黨支部的活動和黨的一切活動形成掛勾，舉例來說，出版業的企業社會責任包含政治責任{〈出版社的社會責任與黨建工作〉，《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3 年 7 月 30 日，線上版。|註15}與保護國家安全。{Samantha Hoffman, ‘China’s state security strategy: “everyone is responsible”’, The Strategist, 11 December 2017, online.|註16}私營企業之中，網路與科技公司據信是設有中共黨支部最高比例的企業種類。{Emily Feng, ‘Chinese tech groups display closer ties with Communist Party’, Financial Times, 11 October 2017, online (paywall); Zhang Lin,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needs to curtail its presence in private business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5 November 2018, online; China Organisation personnel, ‘China’s internet companies are surging with a “party building tide”.|註17}
這股不斷擴張的影響力也滲透進外國企業。舉例而言，截至 2016 年底，中共中央組織部宣稱中國 10 萬家外國企業之中，已有 70% 設有黨的組織。{‘Foreign businesses admire their party workers as a “symbol of excellence”’, China Daily, 22 November 2017, online.|註18}前主席江澤民於 2002 年頒布的「三個代表」，提出讓私人企業加入黨，自此之後，擴張黨在私營企業所能掌握的範圍，似乎成為中共的首要任務。
本專案所追縱的 12 間公司皆設有黨委會、黨支部與黨委書記，例如：阿里巴巴有將近 200 個黨支部；{https://chinatechmap.aspi.org.au/#/company/alibaba|註19}據報導，2017 年騰訊有 89 個、{https://chinatechmap.aspi.org.au/#/company/tencent|註20}華為則有逾 300 個黨支部。{https://chinatechmap.aspi.org.au/#/company/huawei|註21}
有時候中共的黨組織存在於科技公司的相關跡象與重要性會被低估，被誤認與西方企業中的「政府關係部門」或「人力資源部門」為相似的存在。然而，中共對於這些委員會的期待很清楚，{Chauncey Jun, ‘What communists do in China’s tech companies’, Inkstone, 4 December 2018, online.|註22}如同中國共產黨章程記載，任何企業及有三位以上(含三位)之正式黨員所在的基層工作單位，都必須設立黨組；{《中國共產黨章程》第 30 條，線上版；《公司法》第 19 條，線上版。|註23}第 32 條概述了黨組織的責任，包括鼓勵公司中的每個人「有意識地抵制不可接受的做法，以及堅決反對一切違反黨紀或國家法律的行為」；第三十三條規定，國有企業內的黨委會可望發揮領導作用、設立正確方向、掌握全局、確保黨的政策與原則真正落實，並在討論及決策企業之重大問題時遵守這些規定。{《中國共產黨章程》第 30 條。|註24}
建立與擴大私營企業中的黨委會，似乎是北京試圖降低金融風險和控制經濟的方式之一。由於企業內「不能沒有黨的聲音」，且「必須保護國有資產和利益免於損害」，{魏夢楚，〈黨建也是生產力〉，《求是》，2015 年 12 月 21 日，線上版。|註25}黨委會應在重大決策與政策之間涉入討論，包括重要幹部的任命與解僱、重大項目的投資決策，以及大規模的資本支出等 。{其組成就是「三重一大」。胡榮良，〈國企’三重一大‘決策實踐與理性選擇’〉，光明日報，2015 年 3 月 1 日，線上版。|註26}雖然國營企業執行這類原則已行之有年，但此原則似乎也在私營企業中紮根。2017 年，《日經亞洲評論》一份調查指出，發現有 288 家在中國上市的公司「改變了公司章程，以確保能管理政策和反映黨的意志」。{Yu Nakamura, ‘More companies are writing China’s Communist Party into their charters’, Nikkei Asian Review, 24 August 2017, online.|註27}2018年，26 家在中國上市的銀行修改公司章程，以支持黨委會及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下屬單位設立。據報導，許多修改後的公司章程，規定需要在作出重大決定之前，先向黨諮詢。{Matthew Miller, ‘China’s banks embrace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s in risk crackdown’, Reuters, 27 June 2018, online.|註28}
這種控制機制在黨對商業領袖的審查中顯而易見，例如：雖然百度的執行長李彥宏不是中共黨員，卻是中國主要負責統戰的機構「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員。{https://chinatechmap.aspi.org.au/#/company/baidu|註29}中共對企業高階主管進行全面評估，由「中共中央統一戰線工作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管理的官方諮詢機構執行。評估商人的四項標準中，有兩項涉及政治傾向，包含「意識形態和政治表現」，以及社會責任的履行程度，其餘兩項則是個人對法律及法規的遵從。{王健林、董文標等卸任“副部長”，劉強東、雷軍等上任，搜狐，2017 年 12 月 1 日，線上版。|註30}
「一帶一路」是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外交政策的王牌，透過建立一個龐大的全球基礎設施網絡，促進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貿易、人員與思想間的交流。{Daniel Kliman, Rush Doshi, Kristine Lee, Zack Cooper, Grad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Asia–Pacific Program,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online.|註31}在數位絲綢之路這面大旗之下，科技正是此政策中的關鍵環節。
中國公開承認要去影響國際技術規範和標準之發展的野心。{Elsa Kania, Samm Sacks, Paul Triolo, Graham Webster, ‘China’s strategic thinking on building power in cyberspace: a top party journal’s timely explanation translated’, New America, 25 September 2017, online.|註32}中共已經認識到開放網絡的一體兩面—雖可能威脅到獨裁者穩定政權，卻能透過掌握全球網路空間，讓中共獲得擴張影響力和控制力的絕佳機會。{Adam Segal, ‘When China rules the web: technology in service of the state’,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October 2018, online; Samm Sacks, ‘Beijing wants to rewrite the rules of the internet’, The Atlantic, 18 June 2018, online; Elliott Zaagman, ‘Cyber sovereignty and the PRC’s vision for global internet governance’, China Brief, Jamestown Foundation, 5 June 2018, online.|註33}
2017 年，在一篇刊登於中共重要期刊上的文章，「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中國最高層的網路監管機構）的官員提及設立控管措施的需求，以便「讓黨的思想在網絡空間上始終維持最高的聲量」，{Sarah Cook, ‘China’s cyber superpower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internet freedom implications, and US responses’, written testimony to House 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 Freedom House, 28 September 2018, online; Kania et al., ‘China’s strategic thinking on building power in cyberspace: a top party journal’s timely explanation translated’.|註34}包含提升諸如「阿里巴巴、騰訊、百度和華為等網路公司在全球的影響力」以及「努力推動中國對數位治理的主張，使之成為國際共識」。
「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的官員寫道：「網路空間已經成為全球治理的全新競爭領域，我們必須全面加強在網路空間的國際交流與合作，以利將中國網路治理的主張，推動為國際共識。」{Elsa Kania, Samm Sacks, Paul Triolo, Graham Webster, ‘China’s strategic thinking on building power in cyberspace: a top party journal’s timely explanation translated’, New America, 25 September 2017, online.|註35}為達成此企圖，中國的科技公司被特別點名加入這個計劃：「阿里巴巴、騰訊、百度、華為等網路公司的全球影響力正在上升。」{Elsa Kania, Samm Sacks, Paul Triolo, Graham Webster, ‘China’s strategic thinking on building power in cyberspace: a top party journal’s timely explanation translated’, New America, 25 September 2017, online.|註36}
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西方科技公司做出妥協，因而引起激烈的批評，這通常涉及限制言論自由或成為侵犯人權的潛在協力者。{David Meyer, ‘Biotech giant Thermo Fisher stops selling DNA sequencers in repressive Chinese region’, Fortune, 21 February 2019, online; Pui‐Wang Tam, ‘Daily report: Facebook courts China with censoring software’, New York Times, 23 November 2016, online; Paul Mozur, ‘In China, Facebook tests the waters with a stealth app’, New York Times, 11 August 2017, online; Ryan Gallagher, ‘Google is conducting a secret “performance review” of its censored China search project’, The Intercept, 28 March 2019, online; Arjun Kharpal, ‘Microsoft says facial recognition firm that Beijing allegedly uses to track Muslims is lying about a “partnership”’, CNBC, 15 March 2019, online; Lindsay Gorman, Matt Schrader, ‘US firms are helping build China’s Orwellian state’, Foreign Policy, 19 March 2019, online; Andy Greenberg, ‘Apple’s China‐friendly censorship caused an iPhone‐crashing bug’, Wired, 10 July 2018, online.|註37}這種關注有其必要性，應當維持下去。然而，奇怪的是，到目前為止，全球消費者對於這些中國企業的批評力道並不強，這些公司所開發和部署的先進技術鞏固中共控制和打壓中國人民的能力，{‘China has turned Xinjiang into a zone of repression—and a frightening window into the future’, Washington Post, 23 February 2019, online (paywall); Financial Times, online (paywall); ‘Big Data fuels crackdown in minority region’, news release, Human Rights Watch, 26 February 2018, online.|註38}更有甚者，這些技術還能夠輸出到海外，以被用來對其他地區實施類似的控制。
具備數位技術能力的威權政體統治模式，或者稱做「中國模式」，已傳播到中國以外的地方。世界上有越來越多非民主政權將這些網路相關技術用於鎮壓、審查、關閉網路、鎖定部落客、記者與人權捍衛者，並將這套做法標準化。
根據自由之家在於 2018 年發布的「網路自由」報告，中國在網路上侵害人權的情形是全球表現最差的。報告還發現，中國政府正在積極尋求向其他國家出口其道德倫理規範、專業知識和鎮壓能力。除此之外，「自由之家」還特別提到中國的科技部門致力於推廣數位鎮壓。「自由之家」還發現中國公司：
為人權紀錄差勁的政府提供電信硬體、先進的臉部識別技術和數據分析工具，此舉有利於中國的情報部門及鎮壓地方當局。數位威權主義作為政府透過技術以控制其公民的方法，正在不斷地被推廣，顛覆了網路原本作為「解放人類之引擎」的概念。
{Freedom on the net 2018: the rise of digital authoritarianism, Freedom House, Washington DC, 2018, online.|註 39}
「無國界記者」組織也對中國科技公司參與壓制言論自由和破壞新聞業的行為表示震驚。在關於中國政府試圖以自己的形象重塑世界媒體的一篇報導中，「無國界記者」的結論是：
從消費者應用軟體到政府的監控系統，中國高科技公司試圖出口的產品為其他政權提供了重要的審查和監控工具…… 2018 年 5 月，這些公司被列入『中國互聯網協會聯合會（ CFIS）』，此團體旨在彰顯中國共產黨的存在。中國的高科技為其政權提供了一種特殊的影響力和控制工具，且它正試圖突破中國的邊界。{China’s pursuit of a new world media order,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no date, online|註 40}
如果我們想要阻擋數位威權主義的規範與價值觀擴散或付諸實踐，就需要清楚理解它的傳播方式，例如有研究指出，「一帶一路」基礎建設計劃當中包含數位部分在內的某些項目，其構成方式恐有侵蝕投資所在地國家的主權之虞，特別是當接收投資的國家政府無法完全掌握那些新產生的機構、或者無法管理數位基礎設施或數據時，就有此疑慮。{For example, Zimbabwe’s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CloudWalk Technology; Kliman et al., Grading China’s Belt and Road.|註 41}
當然，一個主權政府最終應對其行為負責，對許多人來說，這包括公開透明、以及對那些監控和資訊控制技術做好監督課責，對西方國家尤其如此。再說，如果政府不負起責任，媒體、民間社會和公眾會提出要求，讓政府承擔責任。私人企業同樣在這個領域負有責任，這就是許多敏感和軍民兩用技術之所以受出口管制的原因。在發展中國家，由於治理、立法與監管能力、透明度不足以及貪腐等挑戰，都讓國家可能較缺乏能力或意願這麼做，因此私人企業更需要對新技術的使用方式負責。
中國的科技公司經常在中國政府的資助下，幫助威權政體破壞人權以及在世界各地滲透其政治影響力，以下案例作為此方式之研究例證。
中國科技公司散播複雜監控技術及「公共安全解決方案」一事，是中國在全球擴張的研究之中，一個重要但未充分研究的領域。{‘A better connected world’, BBC Future, no date, online.|註 42}華為在這一領域尤為突出，它的事蹟包含幫助許多發展中國家引進先進的監控技術。
截至 2019 年 4 月，我們已在這項研究追縱並定位了 75 個「智慧城市 – 公共安全項目」，其中大部分都與華為有關。{華為將這些計畫或解決方案稱為「平安城市」、「智慧城市」、「公共安全計畫」和「大眾平安計畫」。|註 43}這些計劃方案通常被委婉地稱為「安全城市」項目 ，包括提供監控攝影機、指揮與控制中心、臉部及車牌識別技術、數據實驗室、情報融合能力，與用於緊急情況的可攜式快速部署系統。
華為「公共安全解決方案」計劃的方案數量迅速增長，例如，據報導，該公司的「海思」晶片（中國稱之為芯片）佔全球國防安全產業晶片市場的六成。{Zhang Dong, ‘Tackling security, does Huawei have a chance?’, trans. Jeffrey Ding, 31 August 2018|註 44}2017年，華為列出了引進智慧城市技術的 40 個國家；{|註 45}據報導，2018 年增加超過一倍，達 90 個國家（包括 230 個城市）。由於缺乏細節或定義上可能存在差異，本研究目前包含 43 個國家。{‘Huawei Safe Cities: Serbian Security Guards Pioneer of Major Event Protection’(華為平安城市：塞爾維亞安全衛士 重大賽事保障先鋒), Huawei website, 22 August 2019, online.|註 46}
本研究發現，中國進出口銀行（由中國政府全資擁有）提供的貸款，讓許多發展中國家引入監控套裝方案的數目呈現爆炸性成長。{http://chinatechmap.aspi.org.au/#/map/marker-749, http://chinatechmap.aspi.org.au/#/map/marker-371, http://chinatechmap.aspi.org.au/#/map/marker-394, http://chinatechmap.aspi.org.au/#/map/marker-1667, http://chinatechmap.aspi.org.au/#/map/marker-491, http://chinatechmap.aspi.org.au/#/map/marker-388, http://chinatechmap.aspi.org.au/#/map/marker-436, http:// chinatechmap.aspi.org.au/#/map/marker-490.|註 47}據學術界和媒體報導，提供給外國政府的貸款必須由收款人政府支付，{Danielle Cave, ‘Witnessing an opaque Pacific power shift’, The Interpreter, 5 September 2016, online.|註 48}而承包商必須是中國公司。{Matthew Dornan, Philippa Brant, ‘Chinese assistance in the Pacific: agency, effectiveness and the role of Pacific island governments’, Asia and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 11 June 2014, online; Veneranda Langa, ‘$1bn China Exim Bank loan conditions too stringent’, Zimbabwe Situation, 30 December 2016, online; G Smith, G Carter, XJ Mao, A Tararia, E Tupou, WT Xu,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Pacific island countries, UNDP China, Beijing, 2014, online.|註 49}在許多審查的例子中，華為被授予主要合約；在某些情況下，合約會由另一家中國國有企業主導，華為則扮演「次級授予者」，負責提供監控設備與服務。{http://chinatechmap.aspi.org.au/#/map/marker-749|註 50}
智慧城市技術可以為使用國帶來實質的好處，例如：新加坡的數位服務及「物聯網」技術的應用越來越多（可用於交通控管、醫療保健和即時影片監控），可提高公民移動能力和生產力 。{Navin Sregantan, ‘Singapore tops global smart city performance ranking in 2017: study’, Business Times, 13 March 2018, online.|註 51}
然而，在許多情況下，華為的「安全城市解決方案」側重於引入新的公共安全功能，包括在厄瓜多、巴基斯坦、菲律賓、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和塞爾維亞等國家，其中許多國家在治理及穩定性方面的排名很差、有些甚至是達到糟透了的狀況，這些排名包括世界銀行的政治穩定指標、暴力事件頻率、貪汙腐敗控制狀況和法治的實行 。{World Bank,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online.|註52}
當然，從預防犯罪的角度來看，引入新的公共安全技術可能會使城市更安全，但不出所料地，在一些國家，它反而帶來一系列的政治及治理能力問題，包括涉嫌貪腐、洗錢和地下黑市交易，{’Link to ECU 911 Ecuador; Charles Rollet, ‘Ecuador’s all-seeing eye is made in China’, Foreign Policy, 9 August 2018, online.|註 53}營運和持續維護問題，{https://chinatechmap.aspi.org.au/#//map/marker-388.|註 54}以及涉嫌損害國家安全等疑慮。{https://chinatechmap.aspi.org.au/#/map/marker-1667.|註 55}
中國所樹立的例子逐漸被非民主政權——甚至一些民主政府——視為不需要建立開放且自由網路的證明，認為自由的網路空間對政治發展沒有用。一名未透露姓名的非洲領導人問南非金山大學媒體研究學系的訪談人員：「如果中國能夠在沒有自由網路的情況下成為一個世界強權，那麼非洲國家為什麼需要自由的網路？」{Emeka Umejei, ‘The imitation game: will China’s investments reshape Africa’s internet?’, Power 3.0, 6 December 2018, online.|註56}
舉例來說，中國的科技公司在辛巴威的交易和中共對於辛巴威專制政權的支持密切相關。中國是辛巴威最大的外國投資來源，部分原因在於西方國家對於辛巴威專制政權違反人權的制裁。辛巴威總統姆南加瓦（Emmerson Mnangagwa）當選後首次出訪的非洲以外國家就是中國，當時他感謝習近平和中國支持辛巴威反對西方制裁，並呼籲兩國進一步加深經濟和技術合作。{Justina Crabtree, ‘Zimbabwe is intent on “leapfrogging 18 years of isolation” with China’s help’, CNBC, 3 April 2018, online.|註 57}
中國的公司在辛巴威的電信部門中扮演核心角色。華為已經獲得來自辛巴威國營電信 NetOne 數個上百萬美元訂單，其中，部分的訂單成立過程已經被捲入貪腐大案當中。{Tawanda Zinyama, Contracting out: the role of public procurement in Zimbabwe, University of Zimbabwe, no date, online.|註58}好幾件華為在辛巴威的投資案，都是透過中國政府貸款融資的。{|註 59}
中興通訊在辛巴威也佔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也被控和官員貪腐案件有關）。{‘ZTE solar tender “under probe”’, Sunday Mail, 27 March 2016, online.|註 60}這包括其和中國投資銀行一起向辛巴威最大電信商 Econet 於2015年所提供的貸款。{‘Econet secures $500 million loan facility from the Chinese government’, myZOL, 4 December 2015, online.|註 61}中興通訊先前曾經提供過包含無線通訊基地台在內的設備給 Econet 的 3G 網路。{‘Ericsson, ZTE resume work with Econet’, Zimbabwe Independent, 8 August 2008, online.|註 62}辛巴威的電信商目前已積欠華為、中興通訊、以及愛立信數百萬美元，據報導已導致網路服務於 2019 年三月中斷。{Tatira Zwinoira, ‘Network disruptions to continue’, NewsDay, 7 March 2019, online.|註 63}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公司不僅幫助辛巴威領導人降低國際制裁禁運的影響，他們也為辛巴威的威權體制統治打開了進入數位時代的門，提供各種包含線上及線下統治的模式和工具。
辛巴威政府自 2016 年以來，便一直在考慮制定嚴格的新法律以限制社交媒體的使用，而當時官方的監管機構就曾發布過不祥的警告，要求網路使用者不得「製造、傳遞、或分享濫用性或顛覆性的工具。」{Potraz, ‘Warning over social media abuses’, Bulawayo 24News, 6 July 2016, online.|註64}在同一年，辛巴威通過一項法律允許政府扣押人們的上網裝置，以防止人們使用社交媒體。{Peta Thornycroft, ‘New Zimbabwe law allows seizure of smartphones and laptops as Mugabe turns on social media’, The Telegraph, 7 August 2016, online.|註65}
2019 年初，辛巴威政府曾封鎖社交媒體並強行中斷網路，以反制抗議燃油價格上漲的群眾運動。辛巴威新聞部部長 Energy Mutodi 表示，「社交媒體被犯罪者用來組織彼此⋯⋯這就是為什麼政府必須去⋯⋯封鎖網路。」當時他也宣布即將推出的「網路犯罪法」制定計畫，用這個法律來對使用社交媒體散播「不實資訊」的行為定罪。{‘Zimbabwe activists push back on social media restrictions’, VOA News, 7 February 2019, online.|註66}
辛巴威政府已經公開將中國視為控制社交媒體及言論審查的典範，{‘Govt to regulate social media’, Sunday News, 10 April 2019, online.|註67}其中包括建立一個網路安全部門的手段，而政府發言人將其稱為「像是用來捕捉老鼠的陷阱」。{Andres Kunambura, ‘Mugabe explains functions of cyber security ministry’, Nehanda Radio, 11 October 2017, online.|註68}
據報導，這個「陷阱」的一部分來自中國。於 2018 年，中國、俄羅斯、以及伊朗就一直在幫助辛巴威建立一個能容納「複雜監控系統」的設施網絡，並由「中國最大的電信公司之一」售予辛巴威政府。{Itai Mushekwe, ‘China, Russia and Iran helping Zimbabwe to set‐up own NSA’, Bulawayo 24News, 23 March 2018, online.|註69}根據消息的脈絡和描述，這個公司似乎可能就是華為或中興通訊。
「最近我們有自己的工具去觀察各種發生的事情，我們就只是透過我們的系統去觀察。所以，沒有人可以在這個國家躲過我們的眼睛。」前情報部長 Didymus Mutasa 表示。{Mushekwe, ‘China, Russia and Iran helping Zimbabwe to set‐up own NSA’.|註70}
辛巴威政府越來越希望將其監控範圍從線上網路擴展至現實世界。它已經與中國的公司簽署了多項針對個人的物理辨識與監控系統，包括一個由中國雲從科技（CloudWalk）公司所建立的、高度具爭議性的全國臉部辨識系統。{Amy Hawkins, ‘Beijing’s Big Brother tech needs African faces’, Foreign Policy, 24 July 2018, online.|註71}
辛巴威政府也有興趣發展自己的本土臉部辨識科技，目前已和中國電科的子公司海康威視（Hikvision）達成合作協議。{https://chinatechmap.aspi.org.au/#/map/marker‐159.|註72}海康威視已經為警方和交通控制系統提供監控攝影機。{‘Chinese company to mount surveillance cameras’, NewsDay, 31 August 2018, online.|註73} 在 2018 年時，辛巴威當局和海康威視簽訂了一份諒解備忘錄，以在穆塔雷（Mutare）實施「智慧城市」方案。這份諒解備忘錄包含了贈與設有深度學習人工智能（AI）系統的臉部辨識終端設備。
辛巴威政府在一份新聞稿中表示：
此軟體旨在和臉部辨識硬體整合，而這些硬體將由本地開發商於本地製造，符合政府推動發展在地資訊與通訊科技產業的目標，以使辛巴威成為第一個帶頭進行全國臉部辨識監控和人工智能系統的非洲國家。{Farai Mudzingwa, ‘Government Acknowledges Facial Recognition System In The Works’ Techzim, 13 June 2018, online.|註 74}
中國的科技公司參與了世界各國的「國家認同計畫」（national identity programs），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便是委內瑞拉的政治和人道主義危機。
路透社在 2018 年的一份調查中揭發了中興通訊在馬杜羅（Maduro）政權所推出的「祖國卡」計畫當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Angus Berwick, ‘How ZTE helps Venezuela create China‐style social control’, Reuters, 14 November 2018, online.|註 75}祖國卡（Carnet de la Patria）紀錄著持有者的個人資訊，例如他們的生日、家庭資訊、就業情況、收入、名下財產、就醫紀錄、已接收的社會福利、社交媒體、所屬的政黨，以及投票歷史等等。
雖然祖國卡的持有在名義上是自願的，但是如果沒有祖國卡，委內瑞拉人便無法取得政府補貼的食物、醫療資源，和汽油。{Jim Wyss, Cody Weddle, ‘Venezuela’s Maduro aims to turn empty stomachs into full ballot boxes’, Miami Herald, 16 May 2018, online; Fabiola Zerpa, Patricia Laya, ‘In Venezuela, the only way to cheap gas is through Big Brother’, Bloomberg, 29 August 2018, online.|註 76} 在委內瑞拉的政治危機中，註冊這張「自願」卡是許多人不得已的選擇。事實上，在委國首都卡拉卡斯（Caracas），儘管面臨著將個人資訊交給日漸不穩定和殘酷專制的馬杜羅政權的風險，許多民眾仍正在為取得祖國卡排隊數小時。{Gaby J Miller, ‘Of fear & hope: embracing the Carnet de la Patria’, Caracas Chronicles, 11 January 2018, online.|註77}
根據路透社的報導，中興通訊和委內瑞拉政府簽訂合約，建立基層資料庫和附隨的移動支付系統。一個中興通訊的團隊和委內瑞拉的國家電信公司 Cantv 合作管理資料庫，以幫助保護和監督該系統的使用。中興通訊也幫助建立了一個政府中央影像監控系統。
有許多人擔心祖國卡計畫會被用做干涉民主進程的工具。有觀察員於 2018 年的選舉中回報指出，在投票中心附近或甚至投票中心內，有設立自動機器，鼓勵選民掃描他們的祖國卡、以登記獲取「祖國獎」。{|註78} 那些有登記的選民後來收到了感謝他們投票給馬杜羅的簡訊，即便他們從來沒有得到先前被承諾的獎勵。
執政當局聲稱祖國卡只有紀錄一個人是否投了票，而並非他們投給了誰。然而，一名路透社的受訪者指出，他曾經受政府人員指示，去告訴選民他們的票是能夠被追蹤的。無論事情的真相是什麼，這個關於政府可能正在監視人民是否投給執政者的謠言，都有可能會影響人們的投票方式。
在當前委內瑞拉的危機脈絡下，運用科技的人口控制手段取得更大優勢。網路空間已經成為馬杜羅政權與瓜伊多（Juan Guaidó）所領導的反對派之間鬥爭的關鍵戰場。
除了選擇性封鎖社交媒體 {‘Social media shutdown in Venezuela is a warning of what is to come as political tensions rise’, AccessNow, 22 January 2019, online.|註79} 以及全面中斷網路，{‘Evidence of regional internet blackouts across Venezuela’, Netblocks, 27 January 2019, online.|註80} 也有證據顯示，有許多惡意的網路攻擊出現。舉例來說，反對派所設立的人道主義救援網站便受到 DNS 劫持攻擊，包括上千名潛在的反對派志願支持者的個人資訊遭到竊取。{‘DNS manipulation in Venezuela in regards to the humanitarian aid campaign’, Kaspersky, 13 February 2019, online.|註81}
據報導指出，委內瑞拉政府經營的電信公司 Cantv「依據與中興通訊和華為所達成的協議，提供設備和員工⋯⋯並且將其員工派往中國接受培訓。」{Angus Berwick, ‘Service? Don’t rely on Venezuela’s state telecoms firm Cantv’, Reuters, 23 November 2018, online.|註82} 這些交易是透過「中委聯合基金」所提供資金。中國以作為DNS封鎖和操縱的國際領導者聞名，而在中國政府大力支持馬杜羅政權的狀況下，也特別鎖定中國社交媒體上那些發布或分享批評馬杜羅的內容（進行封鎖與追縱）。{‘China targets Twitter users critical of Venezuela’s Maduro’, Radio Free Asia, 11 February 2019, online.|註83}
在世界上某些地方，中國的科技公司正透過發展與各國政府高層的關係，來形塑該國關於新科技的政治與政策。這樣的手法在非民主國家的例子中特別令人擔憂。
白俄羅斯經常被稱為「歐洲最後的獨裁政權」，自 1994 年以來白俄羅斯便一直處於獨裁強人盧卡申科（Aleksandr Lukashenko）的控制之下。 {Peter Pomerantsev, ‘Europe’s last dictatorship keeps surprising everyone’, Washington Post, 25 March 2017, online (paywall).|註84} 近年來，不論在白俄羅斯與其強大鄰國之間的微妙外交關係方面，或在該國的國內暴力鎮壓政策上，白俄羅斯對中關係都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包括透過使用數位科技來進行大規模監控，以及針對性地迫害社運份子、記者、和異議人士。{Belarus: ‘It’s enough for people to feel it exists’: civil society, secrecy and surveillance in Belarus, Amnesty International, 7 July 2016, online.|註85}
自 2011 年以來，華為便一直為盧卡申科政權提供影像監控和分析系統，並至少自 2014 年以來就一直為其提供邊境的監控設備。{Paul Sonne, ‘Belarus talking to China firm about gear’, Wall Street Journal, 21 December 2011, online; ‘Huawei to help Belarus create security surveillance system’, BellSA, 25 August 2011, online; ‘Belarus–China project on Brest frontier post complete’, Pravo.by, 23 August 2013, online.|註86}同樣在 2014 年，華為在當地的子公司 Bel Huawei Technologies 啟動了兩個「智慧遠端監控系統」研究實驗室。華為透過實驗室提供許多培訓計劃，包括針對「 Promsvyaz（譯按：白俄最大的資訊通訊設備生產公司，由政府相關部門所成立）, Beltelecom（譯按：國有企業，白俄最主要的通訊公司）, HSCC（譯按：專門訓練通訊人才的高等教育組織） 這些白俄羅斯的主要科技公司和其他類型組織的專家提供⋯⋯以實驗室為基礎的培訓」。{‘Huawei opens two laboratories in Belarus’, news release, Belarusian–Chinese Intergovernmental Committee on Cooperation, 8 September 2014, online.|註87}
過去幾年來，白俄羅斯政府與中國的科技公司之間的合作擴展迅速，這與白俄羅斯對於一帶一路的投入程度，以及該國加深與中共之間的外交和經濟關係方面保持一致。{Elise Thomas, ‘China, Belarus and the bear in the room’, The Strategist, 31 January 2019, online.|註88}
2019 年 3 月，白俄羅斯公布了資訊安全法草案。 「這純粹是我們自己的產出。我們沒有向任何人參考借用。」白俄羅斯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斯坦尼斯拉夫扎斯向白俄羅斯國家媒體表示。{‘Draft Belarus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cept presented to head of state’, Belarus News, 12 March 2019, online.|註89}
隔日，中國駐白俄羅斯大使對相同的媒體表達「白俄羅斯和中國的公司是如何設法建立在網路和資訊安全方面的緊密合作」，以及兩國對於「擴展網路安全領域」的期望。{‘Belarus, China interested in tighter cooperation in cyber security’, Belarus News, 13 March 2019, online.|註90} 「兩國在此領域都有良好的實務經驗。我們將進一步加深合作，並分享經驗，」中國大使表示。
華為在這個過程中的許多面向扮演了特別顯著的角色。華為正在持續並擴大提供白俄羅斯人培訓計劃，內容包括派遣學生到中國，並與白俄羅斯國家通訊學院簽署了一項聯合培訓中心的協議。{‘Cooperation with Belarusian universities as important for Huawei’, Belarus News, 25 September 2018, online; ‘Huawei, Belarusian State Academy of Communications to set up joint training center’, Belarus News, 2 May 2018, online.|註91}
華為也發揮了政治和政策影響力。2018 年 5 月時，華為發布了一份建議書，提出他們對於白俄羅斯發展國家級資訊暨通訊科技的優先事項提議。{‘Huawei releases proposal for Belarus national ICT priorities, helping build an IT Belarus’, news release, Huawei, 16 May 2018, online.|註92}該提案包括對於「公共安全」技術的建言，例如影像監控和無人機，以及一個公民身分識別系統。
該份文件指出，「白俄羅斯尚未廣泛布建警務整合系統，因此可以參考深圳所採取的解決方案」。這很有可能意指參考深圳警方為「打擊闖越馬路」所採用的人臉辨識程式。{Vicky Xiuzhong Xu, Bang Xiao, ‘Chinese authorities use facial recognition, public shaming to crack down on jaywalking, criminals’, ABC News, 20 March 2018, online.|註93}
時任白俄羅斯總理安德烈．科比亞科夫（Andrei Kobyakov）在與華為輪值董事長郭平於該方案的發表會議上會面時，表達了他的期望：
「兩國累積的經驗和合作前景，將在白俄羅斯的資訊和通訊技術以及在強化兩國友誼方面扮演重要角色。白俄羅斯政府期望進一步的有效互動和專業合作。」{‘Belarus counts on lasting effective cooperation with Huawei’, Belarus News, 15 May 2018, online.|註94}
「微信」於 2011 年推出之後，迅速成為中國主要的社交網絡，但在建立廣大海外使用者基礎上卻面臨極大掙扎。不過，在微信的 10.8 億個每月活躍使用者當中，{Emma Lee, ‘WeChat claims 1.08 billion users in latest “one minute” data report’, TechNode, 19 November 2018, online.|註95}估計有 1-2 億的用戶不在中國境內。{Tim Culpan,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app is squandering its lead: WeChat is leaving money on the table’, Bloomberg, 23 July 2018, online.|註96}
東南亞為中國以外的微信使用提供了最肥沃的土壤：微信在馬來西亞擁有 2000 萬名用戶；泰國有 17% 的人口使用微信；{Ben Halder, ‘WeChat, China’s weapon of mass propaganda?’, Ozy, 12 October 2018, online.|註97}而微信在不丹和蒙古都是第二普遍使用的通訊軟體。{Halder, ‘WeChat, China’s weapon of mass propaganda?’.|註98}
微信大幅增加其海外使用者的潛力依然存在，特別是在面臨中國用戶增長的瓶頸時，{Rita Liao, ‘The next phase of WeChat’, TechCrunch, 10 January 2019, online.|註99}海外擴張變得更加迫切。
微信作為政府宣傳管道和影響中國僑民的工具，在中國大陸以外的地方使用會構成重大風險。
越來越多自由民主國家中的政治家使用微信和他們的華人選民溝通，但也必然表示，這些溝通內容將會經過中共的審查。{NikhilSonnad,‘WeCensor: What happens when you try to send politically sensitive messages on WeChat’, Quartz,18 April 2018, online.|註100}
有一個例子是，加拿大國會議員關慧貞（Jenny Kwan）於 2017 年 9 月在微信上發布了一則支持香港雨傘運動（一系列於 2014 年發生的支持民主政治、爭取「普選」的抗議活動）的貼文，結果該貼文被審查而移除。{Yaqui Wang, ‘How China’s censorship machine crosses borders—and into Western politics’, news release, Human Rights Watch, 20 February 2019, online.|註101}
2018 年時，加拿大警方收到關於涉嫌在微信上買票的投訴。{Melanie Green, ‘Vancouver elections could lead to erosion of trust, racist backlash, experts say’, The Star Vancouver, 14 October 2018, online.|註102}據報導指出，一個名為加拿大溫州友好協會的團體使用微信告知選民，若他們願意參加民調，該團體將提供 20 元加幣的「車馬費」，並鼓勵他們投給特定的候選人。
由於微信是中文新聞傳播的主要管道之一，因此在上面的言論審查控制，有助於北京政權確保使用微信傳播的新聞來源，只報導那些符合中共戰略目標的新聞。{Tom Sear, Michael Jensen, Titus C Chen, ‘Opinion: How digital media blur the border between Australia and China’, news release, UNSW Sydney, 19 November 2018, online.|註103}
微信不只是中共的重要影響力來源和一個言論審查工具，也具有促進監控能力的潛力。一份由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所做的研究裡，對世界上的即時通訊軟體在使用加密技術保障網路隱私的程度進行排序，而微信在滿分 100 分中獲得 0 分{How private are your favourite messaging apps?, Amnesty International, 21 October 2016, online.|註104}。任何訊息內容只要一通過微信的中國伺服器，中國執政當局就可以依法進行存取。{Celia Chen, ‘Here’s what happens with your data when you use a Chinese messaging app’,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4 January 2018, online.|註105}
許多中國企業現金在海外用於抑制言論的技術和科技，已經用在中國公民身上很久了。尤其，中國的科技創新尖端經常對準西藏和新疆地區，進行穩定政權的壓迫措施。
中國科技巨頭在犯下或促成人權侵害的共謀中 —包括拘留約一百五十萬中國公民{Buckley & Qin, ‘Muslim detention camps are like “boarding schools,” Chinese official says’.|註106}與海外公民— {Megha Rajagopalan, ‘This Australian baby boy has spent his whole life trapped in China’s police state. Now his dad wants him out’, Buzzfeed News, 19 February 2019, online.|註107}預示著這些企業將一起帶進全球市場的價值、專門知識與能耐。從人們口袋中的手機，到運用人臉辨識技術追蹤兩百五十萬人口，{Erin Handley, ‘China’s mass surveillance of Uyghur Muslims in Xinjiang Province revealed in data security flaw’, ABC News, 9 February 2019, online.|註108}再到「再教育」拘留營，{Ryan et al., Mappi- ng Xinjiang’s ‘reeducation’ camps, online.|註109}中國的科技公司（包括我們數據資料中的幾個案例公司）均深深涉入對新疆維吾爾族與少數穆斯林族群持續進行的監控、鎮壓與迫害。
本報告提及的許多公司亦有與國外大學進行相同技術的合作，此處所指的技術即是用來支持監控與侵害人權的技術。舉例來說，中國電子科技集團（CETC）與雪梨科技大學{https://chinatechmap.aspi.org.au/#/map/marker‐87.|註110}、曼徹斯特大學{https://chinatechmap.aspi.org.au/#/map/marker‐86.|註111}、奧地利格拉茲科技大學{https://chinatechmap.aspi.org.au/#/map/marker‐49.|註112}等都有研究方面的合作。它的子企業海康威視也被點名涉及鎮壓新疆維吾爾人。中國電子科技集團透過大量的數據資源，如臉部辨識系統相機以及個人資料的數據庫，提供新疆地區一個集中式的警察系統。根據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這些數據用來支持「預測維安」計劃，可以用來當作任意扣留無辜平民的託辭。{Shai Oster, ‘China tries its hand at pre‐crime: Beijing wants to identify subversives before they strike’, Bloomberg, 4 March 2016, online; ‘China: Big Data fuels crackdown in minority region’, news release, Human Rights Watch, 26 February 2018, online.|註113}據稱，中國電子科技集團還執行一個臉部辨識計劃，當穆斯林為主地區的村民移出法定規範區域時會向有關當局提出警示，有效地限制了村民的住所與工作場所範圍。
{‘China uses facial recognition to fence in villagers in far west’, Bloomberg, 18 January 2018, online.|註114}
華為提供新疆公安機構技術支援與訓練。{Nathan Vand-erklippe, ‘Huawei’s partnership with China on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raises concerns for foreign users’, The Globe and Mail, 14 May 2018, online.|註115} 與此同時，它也挹注超過1200個大學研究計畫，並緊密建立與世界頂尖學術研究機構的合作關係。{For example: https://chinatechmap.aspi.org.au/#/map/marker‐1042; Meng Wanzhou, ‘Why Huawei values collaboration with universities’, Nikkei Asian Review, 24, January 2019, online.|註116}企業提供新疆公安機構的設備還包括模組化的數據中心，以提供新疆阿克蘇市公安局和克拉瑪依市雲端公共安全設施。2018 年初，該企業公開一項與烏魯木齊公安合作的「智能安全」創新實驗室。 {Nathan Vanderklippe, ‘Huawei’s partnership with China on surveillance technology raises concerns for foreign users’, The Globe and Mail, 14 May 2018, online.|註117}根據報導，華為提供新疆警力科技技術、支持與數位設備以確保「新疆社會穩定和長期安全」。
海康威視光在 2017 年就在新疆投入相當數億美元的安全相關合約，包括一個「社會預防及控制系統」，以及進行一項清真寺面部辨識監。{AFP, ‘“No cracks, no blind spots, no gaps”: Chinese firms cash in on Xinjiang’s growing police state’, Hong Kong Free Press, 27 June 2018, online.|註118}在合約規範下，該公司提供 35,000 台相機監控街道、學校，以及 967 間清真寺，包括可用來「確保伊瑪目『符合』政府規定的文字系統。{Ben Dooley, ‘Chinese firms cash in on Xinjiang’s growing police state’, AFP, 27 June 2018, online.|註119}
最令人擔憂的是，海康威視直接向再教育營提供設備及服務。它獲得至少兩個縣的合約（墨玉縣 {Emily Feng, ‘China steps up surveillance on Xinjiang Muslims’, Financial Times, 18 July 2018, online.|註120}與皮山縣{Charles Rollet, ‘Evidence of Hikvision’s involvement with Xinjiang IJOP and re‐education camps’, IPVM, 2 October 2018, online.|註121} ），提供營區全景式相機與監測系統。
世界各地國家與地區仰賴中國科技公司完成重要建設與提供服務的程度，從布設纜線到城市治理，對現在以及未來多年的戰略思考有重大意涵：
中國企業毫無疑問地對全球科技產業做出了重要且寶貴的貢獻，包括從對尖端研究的投入和挑戰科技發展的極限，到讓全球民眾能夠使用價格合理、優質的設備和服務。這些科技會一直存在，他們將持續地在世界各國政府、企業和公民之間的聯繫方式扮演重要角色。
但與此同時，我們必須認知很重要的一點，這些企業不只進行單純商業活動而已，而且在某些狀況下，降低風險是必須的。中國共產黨自己的政策和官方聲明清楚地表示，中國科技公司事業版圖的擴張，是中國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實力擴張的重要環節。中國共產黨的黨委會鑲嵌在科技公司當中，且各家企業與中國政府之間的密切關係（無論是透過過直接經營所有權、法律義務，或者融資放款協議，包括貸款提供以及利潤豐厚的合約），在在使得這些公司很難成為政治中立的行為者，同樣也有企業可能偏好如此。此外，還有一個必須提問的問題是，全球消費者是否應該要求對那些促成公國境內外人權侵犯的中國科技公司進行更詳細的調查。
世界各國的政府正掙扎於對與中國企業合作所產生的政治和國安問題，特別是在關鍵的基礎設施領域，例如 5G，以及可能涉及敏感或軍民兩用科技的合作研究夥伴關係。造成這場拉鋸戰的部分原由是，缺乏對於中國獨特的黨國體制深入了解，不夠清楚什麼因素塑造以及限制中國公司在全球的行為。本研究項目的目的在於協助填補這一空白，以利政策制定者、產業，以及公民社會在和中國科技巨頭交涉時有充分資訊做出更明智的決策。
關於作者
丹妮兒．凱芙 (Danielle Cave)
ASPI 國際網路政策中心副主任
莎曼沙．霍夫曼博士 (Dr. Samantha Hoffman)
ASPI 國際網路政策中心研究員
周安瀾 (Alex Joske)
ASPI 國際網路政策中心研究員
佛格斯．萊恩 (Fergus Ryan)
ASPI 國際網路政策中心分析師
艾莉絲．湯瑪斯 (Elise Thomas)
ASPI 國際網路政策中心研究員
ASPI國際網路政策中心
ASPI 國際網路政策中心的使命是透過原創性的研究，以及與政府、企業和民間社會的密切磋商，形塑關於網路與資訊問題的討論、政策和理解。
該中心透過以下方式促進有關網路與資訊問題的辯論、政策和理解：
1. 進行實用性的、原創實證研究
2. 將政府、企業和公民社會進行串聯
3. 主導澳洲和亞太地區的主要政策討論並影響政策。
如果沒有政府、工業界和民間社會的合作夥伴和贊助商的財務支持，ICPC 的工作就不可能實現。 ASPI 感謝美國國務院為該研究項目提供資金。
免責聲明
本出版物旨在提供與所涉主題相關的準確的、權威的資訊。其出版商不參與提供任何形式的專業或其他建議或服務。未經合格專業人士的建議，任何人不得依賴本出版物的內容做出相關決定。
ASPI
© The 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Limited 2019
2019 年 4 月 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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