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操弄：對民主的挑戰

「假新聞」以及「爭議訊息」到底在指什麼？由誰來判斷資訊的真假以及其爭議性？這些名詞是否明確對應國安團隊最關心的：外國勢力對國內政治的秘密影響行為？

這份來自法國政府的報告討論：為何「資訊操弄」是更適當的名詞，「資訊操弄」的議題為什麼重要，同時也提出多項建議（閱讀原文：連結） 。

我們翻譯了本報告的摘要、總結及前言。我們把重點放在此議題的明確定義及範圍。畢竟針對政策的辯論及批評，代表著民主政治的健全運作；但如果外國勢力透過資訊及新聞的秘密操作，試圖干涉並影響國內政治，則是對民主制度的攻擊。在公共政策討論中，這兩者的差異必須清楚區分：雖然兩者都涉及資訊的使用，但前者在民主社會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後者則是必須透過國家情報資源充分掌握，積極揭露並加以反制。

報告摘要

資訊操弄不是一種新現象，但由於網際網路和社交網路前所未有的能力傳播資訊並使其蔓延，以及民主國家目前經歷的信任危機，它已經呈現出全新的面貌。 近年來，這種現象透過各種選舉干涉表現出來，威脅到民主國家及其主權。因此，法國外交部「分析預測與戰略中心」和法國「軍事學校戰略研究所」聯合起來研究這個問題。

本報告歸結自田野調查（在廿個國家進行了約一百次訪談），以更加了解此問題的本質並找出各國和民間社會良好的相應對策。本研究也仰賴資訊操弄議題相關的大量科學文獻。本報告檢視了源自外國政府、針對其他國家人民進行資訊操弄之原因、後果和回應，最後列出了{台灣民間團體翻譯了這些建議：連結|50項行動}建議。

本文首度在 2018 年 8 月 28 日法國國防部 26 日舉辦的「大使會議」中提出，之後在 9 月 4 日於國防部長弗洛朗斯．帕爾麗 (Florence Parly) 主持的大會上正式發表。

總結：資訊操弄的影響與「資訊戰」的挑戰

資訊操弄不是新現象，但最近之所以受到矚目綜歸兩項因素：一方面，網際網路和社群網絡擁有前所未有快速傳播資訊的能力，甚至是造成「病毒式」傳播；另一方面，我們的民主政體正經歷著信心危機，導致公眾輿論貶值，甚至連真相也變成相對的概念。

針對資訊操弄的現象、其運作機制及後果，2016年美國和2017年法國大選已經帶來重要啟示。然而，資訊操弄的影響—以及在某些情況下，它的存在與否—有時會受到質疑：我們身處民主辯論的環境，現有立法不就可以糾正偏激行為嗎？許多政府強調「假新聞」，不就是一種可疑的便宜行事，讓自己免於責難或是為了鞏固權力，藉此攻擊那些所謂民主的敵人，包括海外人士？又資訊操弄甚至可能是個陰險幌子，對公民自由，特別是言論自由造成挑戰？

這些反對意見都非常嚴正。它們需要深入地檢視，才可能清楚定義何謂資訊操弄。因此，本報告提出針對該問題的定義，用更準確的「資訊操弄」取代「假新聞」這個模糊而有爭議的概念。所謂「資訊操弄」被理解為蓄意且大規模傳播造假或有偏見的新聞，而且是帶著有敵意的政治目的。本報告聚焦一種特定的資訊操弄：由國家精心策劃的資訊操弄，其目的是為了弱化或破壞其他國家的民主辯論。

根據此資訊操弄的定義，並參考我們完成的大量訪談以及和該主題相關大量文獻的全面回顧，本報告的內容如下。首先，本報告探討了資訊操弄的原因，這些原因部分牽涉個人層面，畢竟資訊操弄與人性有關，可以說它根源於心理學和知識論（認知弱點和知識危機）。資訊操弄的原因也牽涉集體層面，這是因為資訊操弄與我們的社會生活相關（對於制度的信心危機、媒體危機和對數位世界的理想幻滅）。分析各項原因後，我們接著指出這些活動的受益對象，即資訊操弄的執行者。我們特別關注某些國家在領土之外操弄資訊，或換句話說，干涉​​其他國家的內政。

其次，本報告強調了最近資訊操弄活動的顯著特徵，以便找出一些共通點：包括弱點因素（少數族群的存在、內部分歧、外部分歧、脆弱的媒體生態和受到爭議的機構）和工具手段（多種形式的槓桿和向量／媒介、校準過的敘述、特權專用的地點和機制、大規模數據洩漏、文件偽造、直接干預民主程序）。針對資訊操弄的探討，除了大家熟知的前蘇聯國家、歐洲和北美以外，我們也將注意力轉向中東、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數個案例研究。

第三部分專門討論對資訊操弄的回應，我們歸納了相關行為者所採取的反制措施，這些行為者包括國家、國際組織、公民社會和私部門。我們先探討關於「馬克宏郵件外洩」的案例研究，這與最近的選舉干預情形不同，因為資訊操弄者未能實現其預期目的。也因此理解其原因有其重要性，並從此單一事件中汲取教訓。

結論中，我們指認出未來挑戰：技術挑戰、俄羅斯「資訊戰」的未來趨勢、以及未來可能情境。最後，我們提出50項建議，採取的假設是資訊操弄在未來仍將是一個問題，而且將對我們的民主國家構成長期挑戰。面對此一挑戰，民主國家必須提供一套參與式、自由開明的回應，而且必須能尊重基本權利。文末我們也點出這些建議可能遭受的批評，以及我們對於這些批評的回應。

資訊越來越被視為一種公共財，這項公共財的保護攸關所有關注公共討論品質的公民。最重要的是，公民社會有責任發展出自身的韌性。各國政府可以也應該協助公民社會。政府不是領頭羊，但其角色仍很關鍵，資訊操弄威脅著民主與國家安全的根基，而政府承受不起忽略這項威脅的代價。

引言：為什麼我們採用「資訊操弄」而不是「假新聞」？

資訊操弄，不論是資訊的產出、保留或扭曲，都與資訊本身一樣古老，根深蒂固於社會生活中。它確實是戰爭中眾多永恆的詭計之一。

歷史學家羅伯特．達頓（Robert Darnton）呈現了造假新聞如何受益於印刷媒體的發展，其中包括17世紀和18世紀的法國和英國煽動主義小冊子（在法國稱為巴黎鴨子／謠言）。

假訊息在二十世紀也有漫長發展。… 兩個惡名昭彰的例子是蘇聯的煽動宣傳，它們試圖怪罪中央情報局（CIA）暗殺甘迺迪總統（1963年）並導致愛滋病的流行（1983-1987年，Infektion行動）。 1962年，法學家與社會學家Jacques Ellul認為煽動宣傳成了「現代世界中一種非常普遍的現象。」

儘管資訊操弄有著悠久歷史，也或許歸因於此，這個議題本身就造成許多困惑。 有大量名詞被用作同義詞或、沒有被適當地定義：「宣傳」、「虛假信息」、「假新聞」、「後真相」與各種類型的「戰爭」（資訊、心理、政治、意識形態、 顛覆性和混合戰等）。這種混淆導致有一些人會將 RT 與英國廣播公司或法國 24 劃上等號，或聲稱「一切都是宣傳」來淡化整個問題。因此，名稱上的澄清是這份分析不可或缺的先決條件。 在本引言中，我們將審視現有術語，之後說明我們使用「資訊操弄」的決定，因為我們認為這個名稱最適合該脈絡背景。…

一、我們在討論什麼？

「假新聞」（fake news）是最常用的表達方式， 不過講偽造、假造或杜撰的資訊，可能更為準確。… 比照「歐洲假新聞與線上不實訊息高階小組」的作法，我們拒絕使用「假新聞」這個詞，有兩個原因：第一是因為它太模糊，而且沒有考慮到其實嚴格來說，這些不一定都是「假」的資訊。其次，這個詞已經被過度濫用，甚至包括某些國家元首都將這個名詞套用在所有他們所不喜歡的新聞上。

「政治戰」（political warfare）的概念… 甚至是「資訊戰」的子領域，都過於寬鬆。 這種批評也延伸到「混合戰」，這是一種廣泛使用但令人困惑的概念，實際上是指全面作戰—從傳統手段到資訊和網絡作戰，從秘密行動到核威懾。

「煽動宣傳」（propaganda）定義為「試圖影響社會的意見和行為，促使人們採納特定的意見和行為」，這也太模糊。 最重要的是，它不適用於我們的主題，因為該詞意味著捍衛另一種替代性的世界觀，而這正是當前觀察到的現象似乎缺乏的，這個現象的核心其實都在詆毀他人。

「影響力」（influence）和「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也非常廣泛，最重要的是，它們本身並不構成問題。 所有擁有能力的國家，都會施行涉及公共外交的影響力策略。 … 正如 RT 總編輯所一再指出的，「我們傳達的不是克里姆林宮的觀點，而是俄羅斯的觀點，如同法國 24 或 BBC，它們提供了法國和英國的價值觀，就像半島電視台之於阿拉伯世界」。 但是，RT 和 Sputnik 並不是因為進行公共外交而遭受批評，而是因為操弄資訊，這是兩回事。

「假資訊」（Disinformation）是蓄意傳播全部或部分造假不實的資訊。它不同於非蓄意的「錯誤資訊」（misinformation）。但問題還是存在，因為意圖很少是清楚的，往往只能假設。針對這個主題的定義，「假資訊」（Disinformation）一詞可能是常用術語中最不差的，但它仍然有同時太廣泛又太狹隘的問題。之所以太廣泛是因為它包含了缺乏敵意的良性資訊。 同時，「假資訊」（Disinformation）的概念之所以太狹隘，是因為我們所遭遇的問題，嚴格來說，不一定都是「假資訊」的形式。有時資訊不是假的，只是誇大、帶有偏見或以非常情緒化的方式呈現，例如小報的報導。資訊透過不同方式來操縱：通過生產、傳播甚至保留資訊。這些過程並非都意味著真相與虛假的二分。大多時候，操縱者的重點並非真或假，他們只是想製造一種效果。也因此將問題簡化為「假資訊」有誤導之嫌。

對我們而言，我們偏好使用「操弄」（manipulation）的通稱，因為它更具包容性。 操弄是蓄意的（其目的是造成傷害），也是秘密的（受害者並不知道他們被操弄）。 我們選擇聚焦在「資訊操弄」上，包括三個標準：協同行動、散播虛假資訊或蓄意扭曲的資訊，且具有造成傷害的政治意圖。

「協同行動」的概念指的是一系列指標都表明透過各種媒體散播有問題的內容，包括人為和非人為的資訊來源（推特、臉書、部落客，由例如使館的機構行為者共享，以及由傳播者分享，例如 RT、Sputnik 和維基解密等）

所謂造成傷害的政治意圖是廣義說法，並不意味著僅限於政治或國家事務。 操弄行動可能試圖破壞選舉程序的正當性、破壞某家海外大型公司的聲譽，或為外部軍事行動營造惡劣不利的環境。

不過，雖然有時會如此，我們不應過分強調商業操弄與政治操弄之間的區別。商業操弄的意圖是要獲利，分析商業操弄的人士往往會將該議題去政治化，而政治操弄則是我們所感興趣的議題。然而不論蓄意與否，商業操弄會導致實質政治後果，而政治操弄也可以被用來為媒體、數位平台甚至是馬其頓青少年賺取收入。 換句話說，政治利益與經濟利益其實相互重疊。

二、資訊操弄是微不足道的議題嗎？

世界經濟論壇在2013年將網路「錯誤訊息」列為2014年備受觀察的十大趨勢之一，事後也獲得證明，看到烏克蘭危機中資訊操弄的角色讓人不可忽視。自此以來，錯誤訊息的議題日漸升溫，所有的民意調查結果都顯示這個議題受到全世界民眾的關注，包括新聞記者、非政府組織與各地政府，都認知到資訊操弄對於社會所能造成的傷害。此外，民眾對於這個議題的意識也大幅提高，不論是範圍（越來越多的國家感興趣）或是深度（相關分析越來越完整）。

然而，人們也往往容易低估資訊操弄的有效性，進而低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那些傳統上對這個議題比較有警覺的國家（中歐、東歐和北歐），或者被視作明顯目標並且每天都有議會調查討論上演的國家，低估資訊操弄的趨勢較不明顯。但是有些國家認為與己無關，或是自知被鎖定為攻擊目標，但曾經成功抵禦攻擊，例如法國所謂的「馬克宏洩密」(“Macron Leaks”)事件（見下文），這些國家比較容易低估資訊操弄的威脅。因此有必要進行強而有力的倡議說服，有時是在政府內部，以及在公共辯論中，讓人們意識到資訊操弄不是一個小問題。

為了做到這點，作為提醒之用，要說明資訊操弄雖然好像是在網路虛擬世界，但卻有許多實質的影響。僅在過去幾年當中，資訊操弄就介入干預了多個國家的民主程序，包括世界主要大國的總統選舉，還撼動了數間大型數位公司。資訊操弄分化公眾輿論，讓人們質疑媒體所提供的訊息真實性，並強化對傳統媒體的排斥。資訊操弄也在數個外交危機（烏克蘭、敘利亞、波斯灣）中發揮作用，讓網路世界充斥著釣魚社群，騷擾並恐嚇其他網路使用者。有時，資訊操弄會產生可怕後果：臉書上的資訊操弄，透過假謠言和修飾過的照片，在緬甸羅興亞人迫害中產生了不可忽視的作用，這項迫害行動被形容為「種族清洗」，甚至被聯合國稱為大屠殺。也有較小規模的例子：在印度僅僅兩個月的時間（2018年5月至6月），有數十人遭受私刑吊死，因為網路上散播了關於他們的虛假訊息，也因此當局決定暫時切斷一些線上平台的管道。為了保護自己，許多國家正在動員，民間社會也在啟動許多措施，在此同時，假訊息經濟繼續平行發展，包括煽動性言論工廠、內容農場和富豪企業家的參與，這都表明了資訊操弄的嚴重性和有效性。

然而，要評估資訊操弄的有效性仍然是一大挑戰，沒有任何評估方法能讓人完全滿意。冷戰期間與戰後，美國的情報單位曾委託進行詳細調查，試圖準確衡量莫斯科假訊息宣傳攻勢對於目標群體的滲透情況。目前，社群網路的分析則提供了具價值的觀點：調查人員可以偵測到人工和協同的線上活動，也可考量自動化使用者（機器人），估算出觸及到的實際瀏覽人數或是「受感染組織」。然而，瀏覽人數並非意味這些觀眾信服於假訊息，也不代表這些假資訊會對讀者產生行為上的影響（例如說服某人提供他們的聯絡資訊、捐款、或抗議等）。此外，瀏覽人數也沒有考慮到這些受眾的性質：即便某則資訊只有觸及2％的人口，但如果這2％的受眾有施暴傾向，且已經準備好採取行動的話，該資訊會導致重大影響。

資訊操弄雖然好像是在網路虛擬世界，但卻有許多實質的影響。像是分化公眾輿論，導致外交危機等。

另一個方法上的限制是對於文字內容分析的依賴。資訊操弄也可透過圖像，但是自動圖像分析更具難度。因此，關注臉書等等平台的角色固然很重要，但還必須留意檢視其他網絡平台 (Instagram, WhatsApp)。 透過圖像的假消息也涉及針對兒童的資訊操弄問題。

衡量資訊操弄的有效性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資訊散播與後續行為之間涉及太多其他變數。然而，我們可以區分數位環境裡「影響」（impact）與較廣泛「後果」（effect）。前者較容易測量並量化（前提是要能區分真實使用者帳戶與日益成熟的機器人帳戶），後者則只能假設性地理解。我們可以區分不同的後果。

一方面是直接的後果。問題在於資訊操弄能否導致新意見的產生，抑或只是強化現有意見。從我們的調查看來，資訊操弄似乎並沒有產出新意見，但是會導致懷疑與混淆，有時會催化出行動。換句話說，有時資訊操弄會將被動的觀點或信念轉化成主動的積極信念，其方式類似於激進化的過程。這邊提及的行動也可能是透過投票。

另一方面則是間接的後果。資訊操弄可能誘使政府領導人侵犯公民自由。這很可能是外國勢力進行資訊操弄背後的真正最終目標：與其是要說服人們相信這個或那個故事，其實是要促使政府採取違背其民主、自由價值的措施，進而引發某種反應（來自不同的政治階層和公民社會）。這最終會深化社會內部的分歧。因此，國家必須適當監督其對抗假訊息的作為，以尊重公民自由。

綜觀來看，我們要能夠針對訊息與溝通的科學進行獨立研究，這將有助於評估民眾對於資訊操弄的接受情況。在此同時，有鑑於這些現象的實質影響，我們必須立即採取行動。

「我們不能自欺欺人，以為它起不了作用。 我們知道它有效，已經在國外和法國都見識到了。民主程序因此遭到嚴重扭曲，因為假訊息伴隨的憤怒是爆炸性的，且勝過思考，這也就是操弄這些資訊管道人士所作的某種人類學盤算 …。門檻已經提高了，但幾乎所有當代民主國家的總統大選都顯示出它們的弱點以及我們集體性地缺乏能力，面對當今面臨的威脅規模，我們無法提出相提並論的回應。」

—埃馬紐埃爾．馬克宏，法國總統，新年記者會，2018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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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巴帝斯尚臻．維墨 (Jean-Baptiste Jeangène Vilmer)，法國軍事學校戰略研究所所長。
亞歷山大．埃斯科西亞 (Alexandre Escorcia)，外交官暨法國軍事學校戰略研究所副所長。
瑪琳妮．吉翁 (Marine Guillaume)，法國外交部分析預測與戰略中心研究政策官。
珍娜娜．赫瑞拉 (Janaina Herrera)，外交官暨法國外交部分析預測與戰略中心前政策官。